1958年初的时候，人们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的还是“用15年赶上英国，用20、30年左右的时间赶上美国”。没过几个月，这个赶超的时间就缩短了，变成“7年超过英国，16年赶上美国”。人们都这么想，时间缩就缩了吧，国家领导人敢做出这样的计划，那一定就能做到。可再过几个月，这赶超的时间依旧在缩减，“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到了同年九月，时间总算是尘埃落定了，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
中国领导人美滋滋地看着这个计划，这是在以超过苏联的速度赶超英美。大跃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于是它的口号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向“左”转。
在这个特殊时期，诞生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电影剧作。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谢晋导演的纪录性艺术片《黄宝妹》，讲述的是大跃进时期上海纺织厂女工黄宝妹的真实故事。黄宝妹在一部几乎瘫痪的纺织车上织出了好成绩，还刻苦学习消灭布匹上接头白点的技术，带动了整个纺织厂的学习热情，并提高了工作效率。
伴随着大跃进的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中国左转的另一个标志。人民公社化运动起源于农村土地改革，在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后，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合作化运动，实现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合作化开始进行的十分顺利，可时间越久问题越多。合作化运动的规模不可遏制的膨胀，农民自愿和互利原则也逐渐薄弱。可惜的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58年，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觉得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取得不错。后来名字不错被传成了人民公社不错，于是，漫天遍野的“人民公社好”的言论蜂拥而至。
中共中央借助此次机会召开会议，宣布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展开。这条死命令一下，全国70多万个农村合作社合并，一次性诞生了2万多个人民公社。
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十分明确，共产主义建设一定要超过苏联。想想在斯大林时期，中苏两国如胶似漆，转眼便成了不共戴天。国际关系瞬息万变，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公社化运动自然对苏联造成了困扰，中国是变着法的试图挣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枷锁，苏联不会不知道。
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思想和观念无可厚非，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确是当务之急。但是，中共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操之过急不仅没有帮助中国脱离苏联模式，反而重蹈苏联工业、农业集体化出现的错误，令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地位更加牢固。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还没有得到解放。这些概括基本上真实的反映了中国当时的一个社会情况，可惜的是，领导们在解决问题时有些急功近利，导致问题的恶化。
自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基层人民就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除了劳动就是劳动。这个时期，钢产量不断上涨，很多人将自家的锅碗瓢盆都拿出来炼钢、炼铁。简易的炼钢炉随处可见，大家都认为这样的热火朝天就能帮助社会主义改造尽快完成。
很快，一种浮夸风气蔓延全国，生产指标不顾实际地向上攀爬，生产关系过于急切地向更高级形式过渡。大家都以为，钢产量不断提高，农村合作社规模不断扩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1958年8月，来自中共中央的一份名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了高潮。至此，高指标、浮夸风更是找到依靠而四处横行。中国的“左”转愈发明显，凡是参与劳动的人都是至高无上的。
直到1958年年底，毛泽东等领导人发现了“左”转的一些弊端，开始初步纠偏。不过这次纠偏并不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