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总是围着各种帮匪。十六岁时，一群女流氓突然围过来，把她痛打了一顿，在她胳膊上留下了红红的长口子。“她们觉得我就是一个来自天主教学校的软弱的小东西，但我一直坚守自己的原则，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总是很坚定，可能这也是我愿意做劳教工作的原因。”
普里西拉的成长体验也跟别人不大一样。奶奶患了老年痴呆症后，妈妈开始照顾奶奶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普里西拉和弟弟不得不帮忙经营妈妈的小餐馆。那时，她才十三岁。
“我垒球打得很好，可每天下午和周末，我都得工作，所以没法参加体育活动。还记得有一年，我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大家想要的圣诞礼物。我说自己需要一件外套。其中一个女孩儿轻蔑地说， 你为什么不要一个自己想要的东西？为什么要一个你需要的东西呢？ 但是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就感到很幸运了。她们无法理解我的世界，同样，我也理解不了她们的。我觉得跟这些女人在一起，也会这样。
“我认为任何跟我有着同样成长经历的人都无法摆脱 自己不够好 这种感觉。别人可能不会对我有这种想法，但我自己这么想。理智地分析，我明白友谊跟个人成长的方式或读的学校没关系，但我的感觉不是这样。这种想法让我很难主动跟他人接触。
“我对这些女人的印象是，她们是上流社会里的人，而我不属于她们那个行列。我觉得自己仿佛又变回了一个高中生，开个会也会搞得精神紧张。我去参加合适吗？我会被接受吗？如果她们不喜欢我怎么办呢？”
普里西拉意识到自己还在盯着那封邮件。她不是个喜欢收发电子邮件的人，烦透了每天一上班就面对着八十封新邮件。她的回复一般都很短。“我会去，”她写道，“很期待。”
其实，她并不期待，写上这么一句只是出于礼貌。跟一大群人在一起会让她感觉浑身不自在。有时候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恐惧症。从小到大，她总是坐在教室后面，感觉自己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她跟学校里的朋友们很少交流，少到每天也就十分钟。
大部分生活中，她只有一个密友，住在休斯敦。所谓“亲密”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有时候普里西拉一年也不跟她联系一回。她们相距一千六百英里，能有个离得这么近的朋友已经不错了，可当你一天到晚都需要埋头工作时，就感觉这距离还是远了点儿。而普里西拉哪有不工作的时候？从那时在小饭馆里招呼客人、服务用餐、刷盘子，她就开始工作了。到二十七岁时，她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
她心爱的妹妹生命垂危、最终离她而去，也没能改变这种工作、工作、工作的生活方式。但是，她把一切深深地锁在了心底，变得更加自闭。普里西拉的妹妹被诊断患上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癌症。她勇敢地跟病魔作斗争，可随着病情的扩散，还是痛苦地慢慢死去。“多琳是我们这个家的生命力，她像个演员，爱开玩笑，总是谈笑风生，”普里西拉说，“她的死让我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每天起床后就开始做那些必须要做的事，但其实只是些机械的动作。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我就直接回到卧室，换上睡衣，爬到床上看《美国偶像》或《宋飞正传》的重播。我切断了自己和所有人的联系，甚至包括我的丈夫。”
“我很擅长自我封闭，生活中一直就是这个状态。远离人群比主动跟他人交流沟通容易多了。但是，等你意识到自己有太多时间都是孤单一人的时候，你这辈子的生活就已经这样定型了。其实这种生活并不好。”
普里西拉决定，如果她去赴会，就一定得给大家留下个好印象。她衣橱里的衣服都是黑色的，因为她觉得自己偏胖，而黑色最显瘦。普里西拉拥有那种很多男人们渴望的丰腴身材和曲线美。尽管曲线才尽显女人味，普里西拉还是觉得自己的体形不怎么样，这是多年美国式生活的结果。
她选择了自己最好的一套服饰，一件圣·约翰的针织衫，一双斯图尔特·韦茨曼高跟鞋。珠宝她并不担心 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