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莱多团
大约是在1921年--由语文学家索拉林德陪着--我初次走访了托莱多城。我们从马德里乘火车去，在那里逗留了两三天。记得看了一场《唐·璜·特诺里奥》，还在妓院参加了一个晚会；由于我一点也不喜欢跟着我的那个姑娘，就给她施了点催眠术，让她去敲语文学家的房门。
从第一天起我就被托莱多迷住了，不仅因为城中有美景，而且因为它那难以防守的地势。我时常和公寓的朋友们一起回到那里，在1923年圣·何塞日那天我建立于“托莱多团”，自我委任为统帅。
这个“团”举行活动并不断吸收新成员，直到1936年。贝宾·贝略是秘书，该团的创建人有洛尔卡和他的弟弟巴奇多，桑切斯·本图拉，佩德罗·卡尔菲亚斯，奥古斯多·卡斯特诺，巴斯克画家何塞·乌兹拉伊和唯一的一名妇女，即备受称赞的恩内斯蒂娜·冈萨雷斯，她是在萨拉曼卡的乌纳慕诺的弟子，图书馆管理员。
接下来是骑士们。那名单上都是老相识，有埃尔南多，伊·鲁路·比涅斯、阿尔贝蒂、乌加尔特，我妻子让娜，乌尔戈蒂、索拉林德、萨尔瓦多·达利（后面标注他“被贬级”）、伊诺豪萨(“被枪杀了”)、玛丽亚·特雷萨·莱昂--阿尔贝蒂的妻子以及法国人雷乃·格莱维尔和皮埃尔·乌尼克。
更低一级是持盾侍从，其中有豪尔赫斯·萨多尔、罗赫尔·德索米雷斯和他妻子科莱特，摄影师埃列·洛塔尔，马德里法兰西学院院长的女儿阿列特·莱亨德雷，画家奥蒂斯和阿娜·玛丽亚·古斯托迪奥。
“特邀盾牌侍从的首领”是莫莱诺·比亚，后来他为“托莱多团”写了一篇了不起的文章。“特邀盾牌侍从”的成员有四个人，最后一级，方队的末尾是“特邀的特邀盾牌侍从”，胡安·比森斯和马尔塞利诺·帕斯瓜。
要想晋升到骑土·级必须毫无保留地热爱“托莱多团”，至少要在一整夜喝得酩酊大醉并满街游荡。那些喜欢早早就寝的人最多只能得到盾牌侍从头衔。至于“特邀”和“特邀的特邀”我就不像其它的创建人一样，我是在一次奇遇之后决定创建“骑士团”的。
两群朋友在托莱多偶然相遇，就跑遍酒店痛饮。我跟着一帮人。我喝得醉醺醺的，在教堂的哥特回廊里游荡，忽然听到千百只鸟鸣，有东西告诉我，我应该即刻加入卡门教派，这样做不是为当教士而是要去偷修道院的宝匣。
我去了修道院，看门人打开门，走出一个修士。我对他讲了我想成为修士的急迫热烈的愿望，而他无疑已闻到了我的酒气，他把我送出大门。
第二天我就决定建立“托莱多团”。
团规很简单：每人向公共钱匣投十个比塞塔，就是说付给我十比塞塔的食宿费，然后必须尽可能经常去托莱多并准备好经历最难忘的事情。
我们落脚的地方大多是“血客栈”，它离常规的旅馆很远，塞万提斯笔下的“尊贵的女佣”就住在那里。客栈从那个时代起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圈里的驴子、车把式、脏希希的床单，还有些学生。当然这里也有活水，而这一点相对而言也是重要的，因为“骑士团”的成员在圣城逗留期间是禁止沐浴的。
我们差不多总是在位于城外像“西北风”这样的小酒店吃饭，总是要夹猪肉的饼，一只石鸡和叶佩斯白葡萄酒。在步行返回的路上我们必定要在贝鲁克特雕刻的塔维拉主教墓前稍作停留。在主教的遗体雕像前沉吟片刻，雕像雪白，死者面颊苍白凹陷这一细节，在尸体腐烂前的一两个小时被雕塑家捕捉到了。这张面孔在《特丽斯塔娜》中出现过，卡特琳娜·德纳芙弯腰望着这个一动不动的死神形象。
然后我们来到城里，在街道的迷宫中丧失方向，寻求冒险。一天，一个盲人把我们领到他的家中，并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盲人家庭。房内没有一盏灯。但是四壁上贴着墓地风景的画，是用头发制成的，陵墓和松柏都是发丝做成的。
有时候，在朦胧醉意中，我们亲吻大地，登上教堂的钟楼；去唤醒一位上校的女儿，我们知道她住在哪里；在深夜聆听从圣·多明各修道院传出的修女和教士们的吟唱。我们沿街游荡，这座西班牙古都，伊比利亚、罗马、西哥特、犹太和天主教的城市的街墙间回荡着我们高声诵诗的声音。
一天深夜，大雪纷飞，乌加尔特和我正在街头乱转，忽然听见孩子们在唱弦板重唱，歌声不时中断，传来嬉笑和老师严厉的声音，随后歌声又响起来。
我踩住朋友的肩膀攀到了一扇窗前，可是声音突然消失，我眼前只见一片黑暗，什么也听不到。
我们还有其它一些不太离奇的经历。托莱多有一所士官生学院。如果一个士官生和一个平民发生纠纷，士官生的同志们就会同仇敌忾狠狠地报复那个胆敢同他们的人较量的无礼的家伙。他们的确令人生畏。有一天我们在街头碰到两个士官生，其中一个拉住阿尔贝蒂的妻子玛丽亚·特莱萨的胳膊说：“你可太够味了！”她受了侮辱，怒斥他们。我上前保护她，挥拳把他们俩打翻在地，皮埃尔·乌尼克过来帮我，也不管他们已倒在地上，踹了其中一个人一脚。我们没什么可夸耀的，因为我们有七八个人，而他们只有两个。我们走开了，这时，两名刚才在远处看到这场打斗的警察赶上来，没有斥责我们，反而告诫说，我们要尽快离开托莱多，以免士官生们报复。我们没有听他们的，而且这一次也没发生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