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伊诺豪萨来自马拉加地区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又一个安达露西亚人)，他的诗歌既大胆而又现代，但在信念和政治表现上他则是一个保守派，他与拉马米耶，德·克莱拉克的极右翼党派关系密切，后来他被共和派枪毙了。我们在大学生公寓相识的时候他已出版了两三本诗集。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是比我晚两年来到公寓的。他来自格拉纳达，他是由社会学教师堂·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的推荐来公寓的。当时他已发表了一部散文集《印象与风景》，书中记述了他和费尔南多及其它安达露西亚学生的旅行。
他聪颖、和善，举止一向十分优雅，领结打得无可挑剔，目光深沉、明亮，费德里科有一种吸引力，一种无人能够抗拒的魅力。他比我大两岁，是一个乡间富绅的儿子。最初他到马德里学哲学，但不久就丢弃主课，投入文学生涯。不久他就认识了大家，而大家也都认识了他。他在大学生公寓的房间成为马德里最令人向往的一个聚会场所。
我们从第一次相见时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我们之间形成绝对的反差，粗劣的阿拉贡人和优雅的安达露西亚人的反差--或许正因为有这种反差--我们总是走在一起。晚上，我们去公寓后面的一个空场(那时田野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处)，坐在草地上，他给我读他写的诗，他念得庄重、严肃。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在他日复一日向我展示的那个新天地面前，我渐渐地变了。
有人告诉我，一个叫马丁·多明戈斯的巴斯克来的家伙断言洛尔卡是个同性恋者。我无法接受这个说法，那时马德里只有两三个鸡奸者，绝没有什么理由猜测费德里科是这种人。
在饭厅里，我们并肩坐在校长餐桌前，那天乌纳慕诺、欧赫尼奥·多尔斯和我们的负责人阿尔贝托坐在我们前面的主桌上。喝过汤之后，我低声对费德里科说：
“我们出去一下，我必须对你讲一件严重的事情。”
他有点儿吃惊，同意了，我们就站起身。
长辈们同意我们提前离开，我们来到附近一家小酒店，一进门后我就告诉费德里科，“我要和巴斯克人马丁·多明戈斯打一场。”
“为什么？”洛尔卡问我。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怎么表达我的意思，就唐突地直截了当问他：
“你真是个同性恋者吗？
他被极度地伤害了，站起来说：
“你我的关系算完了。”
他就走了。
当然，当天晚上我们就和好了。费德里科既没有女人气，也没有女性的痕迹。他既不喜欢这种滑稽的模仿，不喜欢这类玩笑，就像阿拉贡曾讲过的那种话；那是几年之后，阿拉贡来到马德里在公寓开会，他想激怒负责人，（他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便问负责人：“您是否知道哪个感兴趣的小便池？”'
我和洛尔卡，或者还有别的伙伴在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光。洛尔卡使我认识了诗歌，特别是西班牙诗歌，他对此深知，熟解，当然还有其它的书籍。比如：他让我读过《金色神话》，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本关于“文体学家”圣西门的书，后来又成为影片《沙漠中的西蒙》。费德里科并不信奉上帝，但是他保留着一种对宗教的伟大的艺术情感。
我保存着一张我们坐在一个摄影师的纸板摩托车里的照片，那是在1924年马德里圣·安东尼奥的露天舞会上拍的。凌晨3点(我们俩全喝醉了)费德里科在照片的背面用了不到三分钟即兴写下一首诗，然后把照片给了我。岁月在不断地、一点一点地抹掉这铅笔笔迹，·我怕失掉这首诗，就把它抄了下来。诗是这样写的：
在弗洛里达的圣·安东尼奥
上帝送来了第一场露天晚会
路易斯，在迷人的清晨
唱起我永不凋谢的友情
月亮的光芒
穿过高空中平静的云
转换着绿色和黄色的夜晚
使我的心闪闪发亮。
路易斯，我满怀炽烈的友情
编织出一股股微风
孩子在悲哀地抚琴
没有一丝笑容
在层层弓弦下
握紧你友谊的手
后来在1929年，他在赠给我的一本书上题了几行诗，也是没有发表过，但我十分喜欢这首诗：
黄色的田野
蓝色的天
黄色的田野
蓝色的山
荒原上
一棵橄榄树在摇动
一颗孤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