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13岁时，有一天是圣周二，因为第二天我就要到卡兰达去尽情地敲鼓。清晨，离做弥撒还有半小时的时候，我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两个朋友。学校前面有个自行车比赛场和一家小酒店。我这两个狐朋狗友怂恿我到酒店买了一瓶名叫玛塔拉塔的廉价烧酒。我们出了酒店，来到河沟边，这两个坏小子唆使我喝酒。要知道，盛情难却，我把酒一口气灌下了肚，他们却滴酒未沾。突然我的视线模糊了，并东摇西晃。
我的这两位至爱亲朋把我带到小教堂，我跪下来。在弥撒开始之时，我像其它人一样闭着眼跪在那里。到讲授福音的时候，我应当起立。我费了好大劲儿才站起来，于是，我的肠胃翻腾，我把早晨喝下去的酒全都吐在小教堂的花砖地上。
那天--也是我与我的朋友曼特贡相识的日子，人们把我送进医院，后来又送我回家。有人扬言学校要开除我。我父亲气坏了，想取消我的卡兰达之行。不过，到后来他出于仁慈，又放弃了这个打算。
15岁时，我们去中等教育学院考试的时候，我记不清为什么，教学负责人明显带有侮辱性地踢了我一脚，并叫我“小丑”。
我离开队列，一个人前去考试。晚上我告诉妈妈，教会学校把我开除了。我母亲去和校长讲理，校长表示愿意留下我，因为我获得了世界历史系的荣誉注册权。不过我拒绝再回到这所学校。我被学院录取了，在那里学习了两年，直到中学毕业。
在那两年期间，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向我推荐了一套价格低廉的哲学、历史、文学丛书，以前在萨尔瓦多学校的学生很少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我的阅读范围猛然拓宽了。我知道了斯宾塞、卢梭，还有马克思。我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感到十分茫然，它使我失掉了信仰。我的童贞丧失在萨拉哥萨的一家小妓院里。这时，随着欧洲战事的开始，所有的情况都在改变。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破碎、分裂。在战争期间，西班牙出现了两种不可调和的倾向，二十年后，这两种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自相残杀了。所有的右派和国内保守势力都宣称信服日耳曼主义。所有的左派及那些被称为自由派、现代派的人则为法国和盟国辩护。节奏迟缓、单调、平静的乡村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一成不变的等级制度也破灭了。与此同时，19世纪也走到了终点。
我17岁了。
第一场电影
1908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看到了电影。电影院的名字叫“法鲁西尼”。从外面看，它的正面有两扇门，一扇是入口，另一扇是出口。一个手摇风琴上有5个小木头人，它们配有乐器，嘈杂的乐声招引着好奇的人。人们走进这个帆布遮盖的棚子中，坐在长凳上。当然，保姆总是陪着我去。我去任何地方，包括去我朋友贝拉约的家，保姆也要陪着我，其实，他家就在马路对面。
我在银幕上第一次看到的活动的形象是一头猪，它使我惊奇不已，那是一部动画片。那头猪裹着一条三色围巾，哼着歌。银幕后面放着一台留声机，为的是让观众听到歌声。这部影片是彩色的，我记得清清楚楚，这就说明影片是一个画面-个画面涂上颜色的。
那个时候，电影只不过是市场上的一个吸引人的、一项并不复杂的技术发明。在萨拉哥萨除了火车和有轨电车已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其它所谓的现代技术都未被利用。我记得到了1908年，整个城市里只有一辆汽车，还是电动的。电影标志了一种崭新的事物，向我们所处的中世纪般的环境进行了挑战。
几年之后，萨拉哥萨有几家永久性的电影院落成了，按票价分座椅和木凳。到1914年，出现了三家像样的影院：“铎列沙龙”、“科伊内”(这是一位著名摄影师的名字)和“埃娜·维多利亚”。在洛斯·埃斯台大街还有一家影院，我想不起它的名字了。我的一位表姐就住在这条街上，我们可以从她家厨房的窗口看电影。后来人们在厨房换上了气窗遮住了视线，不过，我们在盖布上挖了个小洞，相互轮流观看里面放映的活动的无声影像。
我几乎记不清那时候看过的影片了，有时还把它们和后来在马德里看的影片混在一起。但，我仍记得有一部法国喜剧片，它总是断片。还有一部在西班牙被称为《托里维奥》的片子(也可能是《奥涅西梅》？)，那时还放映过马·林戴和梅里爱的片子，如：《月球旅行记》。美国影片是后来才放映的，大多是一些喜剧片和惊险片。我记得一些催人泪下的意大利的浪漫情节片。我头脑中似乎还能呈现出弗兰西丝卡·贝尔蒂尼这位伟大的意大利明星的形象。那时代的葛丽泰·嘉宝哭着扭动一幅窗帘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令人伤感又有些讨厌。
《雨果伯爵》和《鲁西娅之爱》是那时最受欢迎的两部美国片，而且那些伤感和疲于奔命的冒险故事造就了这类影片。
在萨拉哥萨的影院里，除了传统的钢琴师伴奏之外，还有一位解说员站在银幕旁解说故事。
比如：“就这样，雨果伯爵见到他妻子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您们将要看到伯爵从写字台的抽屉中拿出一把手枪，他要杀了这个不忠的人。”
电影有如此新颖奇特的叙事方式，大多数观众不能准确理解在银幕上看到的故事，也无法把各种事件有机地联系起来。我们现在已经下意识地习惯了电影语言，习惯了蒙太奇、平行运动、连续运动、倒叙方式等。而对那时候的观众来说，弄懂一种新语言是很吃力的。因此，当时才出现了解说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银幕上第一次看到“移动镜头”的魅力，它给我，当然也给影院里所有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银幕上，一张脸向我们靠近，他越来越大，像要吞掉我们似的。在那一瞬间我们绝想不到这是摄影机向那张脸推近--像梅里爱的一些影片，用特技摄影的结果，我们所见到的只是一张居高临下向我们逼近的扩大的面孔。尤如圣·托马斯一样，我们相信了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我认为母亲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去电影院的；我父亲在1923年去世，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一生没看过一部影片。但是，1909年一位住在帕尔马·德·马约卡的朋友来找他，想请他出资在西班牙城市的主要地区盖电影棚。我父亲拒绝了，因为在他看来电影就像江湖杂耍，他不仅不感兴趣，而且蔑视它。如果当时他接受了那位朋友的建议，今天我也许会成为西班牙最重要的影片发行人了。
电影诞生后的二三十年里，它被视为集市上的一种娱乐活动，它非常通俗，是属于下层社会的，没什么艺术可言。没有一位评论家对它感兴趣。1928年或1929年，当我告诉母亲我打算拍第一部影片时，她十分不悦，差一点落泪，好像我在对她说：“妈妈我要去当小丑”似的。幸好家里有位朋友，一位公证人，他十分严肃地向我母亲解释拍电影可以赚大钱，还能制作出有意思的作品，像那些在意大利拍摄的古希腊题材的大型影片一样。我母亲被说服了，然而她并没有去看她出资赞助拍摄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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