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萨拉哥萨
我的祖父是个“富裕的农民”，就是说他有三头骡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当了药剂师，另一个是我父亲，他和四个朋友一道离开卡兰达去古巴服兵役，古巴那时仍隶属西班牙。
到古巴后，他填了一张表格。感谢他的老师，教他写得一笔好字，因此他被分到办公室工作。而他的朋友却都死于疟疾。
服役期满后，我父亲决定留下。他到一家公司作代理人，为人正派又十分卖力。过了一段时间，他开了自己的五金店--是一家卖工具、武器、海绵制品和杂货的商店。一个每天早晨都光顾店里的擦皮鞋的人与他成了朋友，他就像店里的伙计。父亲在古巴独立前夕把合股的买卖托付给他，自己带着为数不多的钱返回西班牙。(西班牙对于古巴的独立毫不介意，那时人们若无其事，去看斗牛。)
他返回卡兰达时已43岁，和一位18岁的姑娘，我的母亲结了婚，他购置了不少田产，并让人修建了住房和“别墅”。
我是长子，父母去巴黎旅行时，在靠近雷舍列一杜奥特的隆塞莱旅馆怀了我。我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我的大弟莱昂纳多是放射学家，住在萨拉哥萨，逝于1980年。另一个弟弟阿方索比我小15岁，是位建筑师，他在1961年就离开人世了，当时我正在拍摄《比里迪亚娜》。我的妹妹阿丽西娅死于i977年。我们现在还有兄妹四人。我的妹妹孔齐塔、玛格丽塔、玛丽娅都健在。
自伊比利亚人和罗马人--卡兰达是罗马人的一个村镇--到西哥持人和阿拉伯人时期，西班牙的土地经历了无数次入侵，.今天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混合血统。在15世纪，卡兰达只有一户老基督徒家庭，其余的都是摩尔人的。就是在同一家庭也会出现极不相同的外貌。比如我的妹妹孔齐塔看上去像北欧一位美丽女子，她金发碧眼，而我妹妹玛丽娅却和她完全不同，像从伊斯兰后宫中逃出来的。
我父亲从古巴回国时，他的两个合伙人留在那个岛上。1912年，当他看到欧洲战事在即，就决定再回古巴。我记得那时全家每夜祈祷，“愿父亲旅途平安”。他的两个合伙人却拒绝他参与生意，父亲只得痛心地返回西班牙。由于战争，他过去的合伙人赚了上百万美元。几年之后，其中一人驾着敞篷车在马德里的卡斯蒂亚娜大街兜风时和父亲不期而遇。他们未说一句话，甚至没打招呼。
我的父亲身高一米七四，体魄健壮，有一双碧眼。他为人严肃，待人诚恳，从不与他人结怨。
1900年，我降生后四个月，父亲在卡兰达住得厌倦了，决定举家迁至萨拉哥萨。父母亲在一座很宽敞的楼房安顿下来，这是过去的最高司令部占用的一所中产阶级的楼房，如今，这里只能见到十座阳台了。除去在卡兰达及以后在圣·塞巴斯蒂安度过的假期之外，我在那座楼里一直住到1917年，那年在我中学毕业后我就搬到马德里去了。
萨拉哥萨旧城在拿破仑军队的两次围攻中几乎全部被毁。1900年，萨拉哥萨作为阿拉贡省的首府，是一个拥有十万人口，安宁而秩序井然的城市，尽管这里有一家火车车厢制造厂，但还没有出现过哪怕是极小规模的，无政府主义者称之为“工团主义之珠”的工人运动。最早的罢工和示威活动是1909年在巴塞罗那爆发的，结果是无政府主义者费莱尔被枪杀(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布鲁塞尔会有他的一座塑像)。萨拉哥萨后来才受到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在这里组织了西班牙社会主义者首次大罢工。
那时，这座平静朴实的城市除了马车之外已有了第一批有轨电车，中心大道也铺了柏油，但街道两侧一到阴雨天就泥泞难行。每个教堂里都有许多大钟，在死亡纪念日，所有的钟从晚八点一响到第二天早晨八点。像“一位不幸的妇女被出租车撞昏后死亡”这类消息都以大标题出现在报上。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世界对于这座城市似乎淡漠而遥远，虽然发生了一些对我们无影响的事，但这些事很少引起我们的兴趣，即使传到我们这里也会变得微不足道。比如我是从巧克力包装纸的彩印上知道1905年日俄战争的。我像许多与我同龄的孩子一样有一本散发着巧克力香气的剪贴簿。我在十三四岁之前没见过一个黑人或亚洲人，要说见过也是在马戏团。我们的集体憎恨--孩子们的说法--都集中到新教徒派身上，这是由于耶稣会教徒恶意煽动的结果。有一次在比拉尔节期间，我们竟向一个以几个生太伏的价格卖《圣经》的倒霉家伙掷石块。
不过，这绝不是反犹太人主义。这种种族主义的形式我只是很久以后到了法国才见到。西班牙人会在在祈祷词和耶稣受难的故事中，斥骂迫害耶稣的那些犹太人，但他们从未把古代犹太人同当代犹太人视为一体。
科瓦鲁维亚斯太太被认为是萨拉哥萨最富有的人，传闻她有六百万比塞塔的财产，(与之相比，西班牙最富的男人罗曼诺奈斯伯爵的财产则高达一亿比塞塔)。在萨拉哥萨，我父亲的财产占第三或第四位。有时，当“西班牙--美洲银行”的资金支出遇到困难时，父亲就将自己的财产置于该银行的支配权下，据家人讲，父亲的钱足以使银行避免破产。
我父亲说话坦率，但他没什么太多的事做。起床后用早餐，整理个人卫生，阅览当日的报刊(我也保留着这种习惯)。随后他去看看从古巴寄来的几盒雪茄烟到了没有，再送出几张便笺，有时也去买些葡萄酒、鱼子酱，喝点儿开胃酒。
父亲的手中至多也不过是拎一小盒细绳精心包捆的鱼子酱。这是社会礼仪所规定的：像他那样有地位的人是不应手提大件东西的，这些事自有仆人去干。同样，当我去音乐教师家里时，陪同我的保姆替我拎琴匣。下午，他在午饭和雷打不动的午睡之后，更衣去赌场和朋友们玩桥牌或三人牌，以待晚餐时刻的到来。
晚间，父母常去看戏。萨拉哥萨有四家剧院：“普林西帕尔”剧院，如今依然存在，几经装璜十分漂亮。我父母长期租了剧院的一个包厢。剧院经常上演歌剧、巡回演出的戏剧及音乐会。“比格纳特伊”剧院也颇有气派，但已不复存在了。“帕里西纳”剧院比较小，演出也比较单一，以轻歌剧为主。此外，还有一个马戏场，那里有时也演出喜剧，他们常带我去。
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是轻歌剧《格兰特船长的女儿》中的壮观场景，那是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我为之所动连看了五六遍，巨鹰坠到舞台上的情景每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