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在恍惚与睡梦之间还保留着那时的另一支歌曲，恐怕眼下已经失传了，因为它的旋律只是代代传唱，没有人把它记录下来。这就是《这叫曙光之歌》。天亮之前，一群孩子跑遍各条街巷，唤醒那些应该清早起来干活的摘葡萄工。也许有几个“唤醒人”仍然在世，还记得歌词和音乐。那美妙的歌声，既带宗教色彩，又带世俗情调，来自一个遥远的时代。在摘葡萄时节歌声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唤醒，而后我又睡着了。
一年中的其余时间，由两个更夫手执木棍提着灯笼，为我们催眠：一个呼叫“赞美上帝”，另一个应答“永远赞美”。第一个人接着又说：“十一点了，打更的。”或者，有时兴奋地喊“阴天了”，还有时候(真是奇迹)“下雨了！”。
卡兰达村有八个油坊。其中一个油磨是水力驱动的，其余的，仍像在罗马时代那样运转：一块锥形石头由马或骡子拉着，在另一扇石块上磨橄榄油。看起来一切都不会改变。同样的表情，同样的希望，父亲传给儿子，母亲传给女儿。难得听谁说起改进，它长久以来总随浮云飘忽而过。
死亡，信仰，性
每个星期五的早晨，有十几个上年纪的男人和女人靠着教堂的墙坐在我家门前对面。他们都一贫如洗。一个佣人会出去给他们每人一块面包，他们恭敬地吻着面包，此外还给他们每人一个十生太伏的硬币，这种施舍比起村里其他富人“每人一生太伏”的施舍要慷慨些。
在卡兰达，我和死亡有了第一次接触，死亡连同一种深深的信仰以及性本能的觉醒构成了我的青春活力。一天，我和父亲路过一片橄榄园的时候，微风中传来一股甜腻腻、臭烘烘的气味。大约百米之外，一头死驴被残酷地啄食过，它正成为十几只秃鹫和几条狗的一席盛宴。那景象既吸引我又令我厌恶。那些秃鹫吃得特别饱，甚至都飞不动了。由于农民们相信腐肉可肥沃土壤，故从来不掩埋动物。我被这幅景象迷住了，我在猜测着，不知那堆腐肉的奥秘是什么。父亲拽住我的胳膊，带我离开了那里。
还有一次，我家的羊倌在与别人的争斗中背上挨了一刀，死了。那时所有的男人腰间都插着短刀。
在公墓的灵堂里，村里的医生和他的助手为死者作尸体解剖。这个助手还兼干理发师的职业。到场的还有四五个人，都是医生的朋友。我也溜了进去。·
装烧酒的瓶子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我也贪婪地大喝起来，想以此壮胆，因为当我听到锯子锯开头颅的吱吱声和肋骨一根根断裂的劈啪声，我难以保持镇静了。我烂醉如泥，他们不得不送'我回家。父亲因我酗酒兼有“虐待狂”倾向，狠狠地惩罚了我。
在本村人的葬礼上，棺材先开着，棺盖摆在教堂门前。神父们祈祷吟诵着，一位副主教在裹尸布掀起后的片刻，绕着肮脏的灵台洒几滴圣水，并把一小铲灰撒在死者的胸口上(在《呼啸山庄》的最后一个场景，我安排了缅怀过去的这种仪式)。大钟为死者敲响。男人们抬起棺材，要走着把它送到离村子百米之外的墓地里。这时传来了死者母亲的哭声：“啊呀！我的儿啊！你抛下我走了，我多孤单呀！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死者的姐妹，家里其他女人，有时甚至是邻居的大妈大嫂们、朋友们，也和着母亲的哭嚎，形成了一场哭丧妇的大合唱。
死亡就像中世纪一样，让人感到它的存在并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信仰也是如此，我们深深地置于罗马天主教的影响之中，无论何时，对任何教义都不能产生怀疑。我有一个当神父的叔叔，他十分英俊。我们叫他桑托斯叔叔。夏天，他教我拉丁语和法语，而我也帮他主持做弥撒。我还参加了卡门圣母的唱诗班。我们都是七八岁的孩子。我拉小提琴，一个朋友拉低音提琴，慈善学校的校长拉大提琴。我们和一些与我们年纪相仿的歌手一共演了二十多场。人们经常请我们去位于村口的卡门教派的修道院--而后它属于多明我派了。修道院是19世纪末由一个叫弗尔顿的人修建的，他是卡兰达镇人，是一位卡斯卡哈雷斯贵族妇女的丈夫。这对夫妇极为虔诚，从未误过任何一次做弥撒。后来，内战初期，那个修道院的多明我会修士全都被枪杀了。
卡兰达有两座教堂和七名神父，还有桑托斯叔叔。桑托斯叔叔在一次事故--他打猎时从山崖上跌了下去--之后，他让我父亲代他经管事务。
当时宗教无处不在，渗透到所有生活细节里。比如，我和扮作教民的姐妹们在谷仓里玩做弥撒的游戏。我有几件铝制的礼拜装饰物、一件白袍和一个十字褡。
卡兰达的奇迹
我们的信仰确实很盲目--至少在14岁之前--大家都相信在1640年出现的著名的卡兰达奇迹是真的。奇迹被归于比拉尔圣母的名下。这样称呼她是因为早在罗马统治时期，她在萨拉哥萨的一根柱子上向使徒圣地亚哥显灵。比拉尔圣母是西班牙的守护神，是西班牙两位大圣母之一。另一位当然是瓜达卢佩圣母，我自然而然地把她看作是低一等级的（她是墨西哥的守护神）。
这件事发生在1640年，一个叫米格尔·胡安·佩伊塞尔的卡兰达居民，他的一条腿被大车轮子轧了，不得不截掉。于是，这个令人同情的人天天往教堂跑，把手指浸入圣母长明灯的油里并用油擦他的残肢。一天夜里，圣母带着天使从天而降，天使们给他安了条新腿。
像所有的奇迹一样--不这样就算不上什么奇迹--这件事得到了当时大量的教士和医学权威的认证，并为不少肖像画和许多书籍提供了素材。这是一个美妙的奇迹，相形之下路尔德斯圣母的奇迹就显得平淡无奇了。一个人，“腿已坏死并埋掉了”，但又得到一条完好的腿！我父亲献给教区一座精美的耶稣受难像，是每逢复活节抬出来游行的那种雕像，内战期间无政府主义者把它烧了。
村里--在没有人怀疑历史的村里--据说连费利佩四世都亲自来吻过天使重新恩赐给他的那条腿。
你们别以为我夸大了不同的圣母之间的争执。在同一时期，萨拉哥萨一位神父布道时谈到路尔德斯圣母，他承认她的业绩却又指出这不能与比拉尔圣母的业绩相提并论。听众中有十几个法国妇女，她们是在萨拉哥萨几户显贵家中当家庭教师的。她们被这位神父的话激怒了，跑去找红衣主教索尔德维亚·罗梅罗抱怨（此人几年后被无政府主义者杀害），她们不能容忍这样贬低法兰西圣母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