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世纪的回忆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离开阿拉贡。因为我们家的一些朋友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做客，他们当时正在靠近桑坦德的维加·德·巴斯度夏。在穿越巴斯克地区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了一片崭新的﹑意想不到、迷人的景色，与我在此之前所见过的风景完全不同。我看到了彩云、霏雨、雾气朦朦的森林，还有石上湿漉漉的苔藓……这种美妙悦人的印象一直延续不断。我则酷爱北方，是严寒冰雪和山中风暴的宠儿。
下阿拉贡的土地十分肥沃，但是极为干燥，尘土飞扬。有时一两年里也看不到云团在冷漠的天空汇聚。偶尔，有一块大胆的积云从山背后探出身来，这时候开食品店的邻居就要来敲我家的门。我家屋顶上有个尖型的小了望台，他们爬上去观望云团缓慢的飘移达几个小时，然后摇头悲叹：
“刮的是南风，云要飘远了。”
他们说得有理，那块云彩果真一滴雨都没落就飘远了。
有一年苦旱，卡斯德塞拉邻村的居民们由神父带领，组织了一场祈雨降恩的仪式，那一天，乌云在村子上空点点滴滴地洒了点儿雨水，看来祁雨几乎毫无用处。
更糟糕的是，祈雨尚未结束，乌云已尽消散，酷日当空普照。
几个村都有的那种鲁莽汉子拎起队伍前面的圣母像，在经过一座桥时，把圣母像扔到了瓜达卢佩河里。
可以说，我出生(1900年2月22日)的村镇一直处于中世纪状态，这种情况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是一个孤立静止的社会，阶级划分的标记明显。劳动者对于上层人士及地主的尊敬与驯服代代相传，扎根于传统的习俗之中，看起来是坚不可摧的。平缓单调的生活日复一日，比拉尔教堂的大钟具有组织和指导生活的绝对权威。大钟宣布宗教仪式开始(弥撒、夕祷、奉告祈祷)，以死亡钟声和弥留钟声告知日常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如果一位村民将要归天，大钟即为他发出沉重的哀鸣；对与死亡作最后抗争的成年人敲响的是大钟，声音深沉、肃穆；为弥留之际的孩子敲响的是一个比较轻的铜钟。不管是在田野里，还是在大路上，街道中，人们会驻足寻问“谁要升天了？”
我还记得火灾发生时的警钟声，以及盛大节日期间做礼拜时的宏亮钟鸣。
卡兰达的居民人数不足五千。这座特鲁埃尔省的大村镇距阿尔卡尼斯十八公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供给匆匆过往的旅客。火车把我们从萨拉哥萨带到阿尔卡尼斯。车站上有三辆马车等着我们。最大的那辆马车叫“花园女工”，后面是“战船”，这是一种封闭式的马车，最后一辆是双轮的小马车。由于我们家人口多，还带着行李，并有佣人跟随，所以虽是三辆马车也坐得满满当当。我们用了近三个小时走完十八公里的路程，到达卡兰达，头顶炎炎烈日，不过我不记得有哪一分钟让我感到索然无味。
除了在比拉尔节和九月节，卡兰达很少来外乡人。每天大约十二点半的时候会来一辆由两匹骡子拉着的从马甘来的驿车，车后尘土飞扬。这辆车带来邮件并不时地带来流动贩货的客商。直到1919年，这个村里才有了第一辆汽车。
这位买车的人叫堂·路易斯·冈萨雷斯，他开明，现代，甚至还是个反教权者。他的母亲堂娜·特立尼达德是一位将军的遗孀，来自塞维利亚一个贵族家庭。这位显赫的夫人由于仆人们的不慎轻言吃了些苦头。事情是这样的，夫人为了自己沐浴方便，使用了与众不同的洗浴设备，它呈吉他形，设计豪华。卡兰达上流社会的名媛淑女认为特立尼达德夫人有伤风化，长久以来不和她讲话。
当葡蚜虫大肆侵袭葡萄园的时候，这位堂·路易斯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当时，葡萄秧无望地死掉，而农民们拒绝像全欧洲做的那样，把葡萄秧拔掉，改栽美国的葡萄秧。一位专程从特鲁埃尔赶来的农艺师在镇办公大厅安放了一台显微镜，为的是能让人们观察到这种寄生虫。可结果还是毫无作用，农民们依旧拒绝改换秧苗。这时，堂·路易斯树立了榜样，下令把他地里的秧苗全拔光了。为此他受到死亡的恫吓，他去葡萄园散步的时候都得带着猎枪。阿拉贡人特有的群体的固执最终被克服了。
下阿拉贡地区出产西班牙甚至全世界最好的橄榄油。有几年收获丰硕，但也经常处于干旱的威胁下，旱情会使树叶全都落光。一些卡兰达的农民常年赶往安达露西亚地区，到科尔多瓦和哈恩省学习修枝，那里的大行家们身怀绝技。初冬时节开始收获橄榄果。劳动时，农民们高唱橄榄霍塔曲。男人们登梯上树，用棍子敲打树枝，女人们则拾起落地的橄榄。橄榄霍塔曲是如此甜美，旋律悠扬、细腻。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这与阿拉贡民歌颤动而粗犷的音调形成鲜明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