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意识与力不从心的矛盾使英国在对欧共体问题的处理上未能游刃有余。说白了，英国不过就是害怕自己会被湮没在以大陆为中心的欧洲集团里，所以它既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又不想受欧共体的束缚。这个疑难始终存在，始终困扰着英国，从麦克米伦到撒切尔夫人，从梅杰再到布莱尔，甚至是现任首相布朗。英国也想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可谈何容易？
英国在对欧洲的若即若离中慢慢发现，欧洲六国在经济共同体的模式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好处也很明显。这些事实让英国不得不重新思量自己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在进退之间，英国的犹豫更胜从前。
1961年，麦克米伦政府做出在不让渡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决定。然而，英国自以为是纡尊降贵的做法，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却并不买账，比如法国和西德。法国总统戴高乐揶揄英国此时的加入“会成为美国在欧共体内的特洛伊木马”，而西德总理阿登纳也附和之。就这样，英国的第一次申请宣告失败。事隔6年后，英国政府再次申请加入欧共体。不过，戴高乐再次否决了英国的申请。直到1969年，戴高乐辞职，英国感到加入欧共体的机会来了。于是，英国政府再次与欧共体谈判，决定第三次提出申请。
英国对欧共体的态度向来清高，此番英国倒是舍得下了脸面。究其原因，是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英国经济的衰弱，英联邦的没落，美国的相对衰落，这些都迫使英国必须参加到欧洲联合中，只有通过彼此间的经济合作，才能改善英国自身的经济状况。
英国前前后后花了10多年的时间与欧共体进行博弈。这其中有英国对欧共体的怀疑，有英国与欧共体其他成员的冲突和摩擦。在这场博弈中，两者的讨价还价成为关键。英国想风风光光地入会，想入会后得到的好处连连，而对英国的这种想法，欧共体的成员颇有微词。结果，两边的长期斗争，致使“英国问题”在欧共体内成为了一个长期的老大难问题。
1972年1月22日，英国签订了加入欧共体的条约。1973年1月1日，英国终于如愿成为了欧共体正式成员国。基辛格曾经说过，外交政策的选择是受外部环境、内部构造，尤其是既往的各种抉择制约的。它的发展变化不是笔直平坦的，而是透过一系列复杂的变量曲折表现出来，这其中包括了最关键因素的力量和作用。任何外交政策都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以往许多决定的总和。正如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正是反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或价值，从中折射出两者关系对国家生存的直接压力。当英国对欧共体做出了选择，那英国与欧洲至少在形式上不再是若即若离。
英国根深蒂固的世界大国信念使其忽略了欧洲，妨碍了它以积极的欧洲政策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之前，它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英联邦和英美联盟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慢慢发现，它付出的精力和它所得的回报不成正比。英国的实力在相对并日益地下降，“帝国”既然不再，英国就必须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唯有在欧共体中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