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临走时，辜鸿铭送给他两首诗。毛姆请辜给他一个译文，辜说：“翻译是对诗原意的伤残。”后来毛姆请人译出来一看，原是两首赠妓女的诗。
另一件事是1918年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即安福国会选举时，许多人拉选票，也有许多人卖选票。有一个政客来拉辜氏，人家一张选票卖200块，辜张口就要500块，经过还价，最后400块成交。选举前一天，人家把钱和选票送来，千叮咛万嘱咐辜必须到场。结果来人前脚刚走，辜后脚就出门，一车坐到天津，用这400块与津门名妓“一枝花”玩了两天。钱花完了，他回到北京，人家找上门来，大骂辜不讲信义，辜二话没说，举起手杖，指着政客一顿臭骂：“你瞎了眼睛，竟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辜氏行事，大抵如此，并不怎么考虑黑道白道的。
辜鸿铭不仅行事怪，说话也怪。他说话有两绝：一是骂人，敢骂、善骂，骂得你口服心服；二是诡辩，话语幽默，能把歪理讲正了。辜鸿铭之所以有名，与他敢于骂人有关，尤其是骂名人。他性格孤僻又愤世嫉俗，无论东西洋人，或是当朝权贵，他看不顺眼，便发议论，如讥讽曾国藩之“陋”，李鸿章之固守陈规；当面批评张之洞只知利害，不知是非，“为学不化”；挖苦盛宣怀“贵货贱德，善于聚敛”。尤其是对袁世凯，辜鸿铭特别看不起。一次在中外宴会上，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指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意思是他没有学问办事也比张强。当袁氏幕僚将此话得意地转述给辜听时，辜鸿铭当即反击说：“当然，这要看办的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之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什么事是用不着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在另外的场合，他又公开说：“人家说袁世凯是豪杰，我偏说袁世凯是贱种。”辜对袁是如此憎恶，以至于1916年袁世凯称帝不成，气绝身亡，北洋政府下令全国举哀、停止娱乐活动三天时，辜鸿铭存心作对，偏要请来戏班，在家中大办堂会，邀请中外好友数十人同乐，锣鼓喧天大闹了三天三夜，也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
辜鸿铭骂人不分对象，不避场合，谁都敢骂，有时还真有点替老百姓出怨气的意味。1902年，张之洞在湖北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大典，铺张扬厉，大宴群僚，并唱新编《爱国歌》。辜心里不快，在饭桌上对学监梁鼎芬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没听有人唱《爱民歌》的。”梁说：“你为什么不试编一首？”辜氏沉吟一会说：“我已得4句好词，不知大家想不想听？”众人说：“愿听。”辜于是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还有一次在北京一个有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出席的宴会上，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氏道：“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辜不仅讲话骂人，写文章也骂。在一篇英文文章里他讽刺说：“什么是天堂？天堂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而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宣称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辜鸿铭这些话骂得真是淋漓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