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学风不正。由于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不思学术，学风极坏。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一年花钱上千大洋，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千上下。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北大还流行一种坏风气，一些无聊师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以至当时“八大胡同”有“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之说。此语指去逛“八大胡同”的嫖客，当以国会议员和北大学生为最多。“两院”指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指北京大学。北大此时虽已改名，社会上仍有许多人习惯称之为大学堂。为了将来毕业能做官，许多学生在校期间不学习，整天拉帮结伙，往来应酬。当时在北大还流行“结十兄弟”，即10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余9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官，那么花的钻营费由10人分摊。如此学校，不乌烟瘴气才怪。
第三，教学内容陈旧，因循守旧。在清政府高压之下，京师大学堂时期课堂讲授的多陈腐无聊之论，一些有志学生对之非常不满。有个姓叶的教习给预科学生讲“人伦道德”课，学生对他的空谈不满，他仍赖着不走。当此课考试时，有个叫孙炳文的学生就在考卷上大书“叶公好龙，尸位素餐”八字。结果孙炳文被学校挂牌开除。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所教的已不是科举时代的东西，但由于沿袭清末大学堂风气，从教学方法到教材，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一套，尤其在文科更为严重。1913年夏季沈雁冰入学时，预科第一类教中国历史的是陈汉章老先生。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以至当时沈雁冰于下课后作“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对联冷嘲之。当时教本国地理的老师是扬州人，也是自编讲义，主要参考书是《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几百年前的《水经注》，可见内容之古老。冯友兰上本科时，哲学系陈介石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4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去世了。陈汉章接着讲，讲的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那一套。其实，这些老先生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的性质，都还不大清楚。后来胡适来北大也开哲学史课后，有一天陈老先生一上课就拿着胡适的讲义笑不可抑，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如此教师，教出来的学生自然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正当北大不死不活之时，历史选择了蔡元培当北大校长。蔡元培上任后，锐意革新，办了许多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新鲜事，化腐朽为神奇，北大从颓唐萎靡之中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通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北大的文化学术、道德文章、革命精神，一时成为全国教育之楷模、文化之领袖，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精神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