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桓范（?～249年）在《世要论》中正式提出德刑“相须而行，相待而成”后，“道生法”，“以法治国”以观念被国人逐步抛弃，用儒家标准衡量法家，所谓的外儒内法、儒法结合成了中国政治精英的主导治国理念——儒家有如病毒在理论和实践上牢牢控制了中华文明有机体。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大屠杀，黑暗时代的中国亦出现了李世民、康熙这样流着外族人鲜血、以法治国的人物，他们曾给中国带来了短暂的辉煌。这些法家人物为什么不能恢复中国大黄金时代的光荣呢？热爱中国、深深了解中国历史又对中国文明彻底失望、极力主张西化的柏杨（他说过：“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我还是要叫嚷：‘绝对崇洋’”）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人史纲》中他将之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佛教的传入，使人认为痛苦是命中注定、无法避免的，但它却是来世欢乐的种子。反抗暴政、反抗侵略和追求幸福真理的意志普遍消沉。
二、儒家学派的主流理学兴起，士大夫阶层的结构更为坚固，他们运用政府的和礼教的力量，阻止任何改革，使公孙鞅于纪元前4世纪时造成的因改革而突飞猛进的奇迹不能再现。中华文化已进入老境。（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