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阿瑟回去立刻找来宋朝道家和新儒家的著作来读，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经济哲学思想一千年前中国人已经明确阐述了，那些阐述“非常具有现代性”（It’sremarkablycontemporary）。他回忆说：“道家认为世界是不断展现的。我回去读宋朝道家和新儒家的著作，以及十一世纪末程颐、程颢等人的著作，发现他们非常具有现代性。他们教导一切都在不断变动，但是万物都按照控制自己的内在法则去构建自己。现在我们称呼它为法（laws）。他们认为原理只有一个，但是表现方式却千变万化。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的万物都是在构建自己的原理之上涌现（emerges）的。他们认为，头脑不是填充事实和思想的的容器。它也是一种显现。”
谈到当代高技术管理面对的困惑，布莱恩?阿瑟指出，高技术的管理工作，从最高层次上看，不是管理，而是发现规则。一旦你有了规则，你就想让别人接受，他们必然产生适当的反应。不是最佳的反应，而是适当的。因此在这一领域你不可能有最优的行动。你所能做的只能是适当的行动；道家学说一直认为世界在展现。没有什么真理，有的只是人们强加于它的，人们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你能适当地改变自己。道家教武术时说你不知道你的对手会做什么，但是当你的对手改变方向时你应能准确地反应。因此你不必承受迎面而来的4000磅打击。你应该能够转到一边然后使它偏转方向。这样的思维方式认为没有正确的解决方法，你认识世界在展现后适当地采取行动。
我们不能指望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分清什么是中华道/法原文明以及《老子》、《墨经》和《公孙龙子》的异同，惟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道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经济学，集中在黄老道家专著《管子》轻重十六篇中——中国古典经济学就是不断抑制正反馈的经济学，《老子》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
当笔者研究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时候，发现它的三大原则竟与系统论整体观相符合，自然原则是将经济和自然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均平原则是将不同社会阶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储备原则是将供给和需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中国古老的道家哲学同西方最前沿的经济哲学思想重合——笔者意识到，西方世界可能不像过去几个世纪一样只是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常平仓这样的制度，从科学到哲学，从经济学到政治学，人类文明处在一个大转折的临界点上——中华文明复兴，有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深遂而激动人心！
3.痛定思变：二十世纪西化改革的失败
“中体西用”在历史大舞台上昙花一现
先是十九世纪末的“中体西用”，再到二十世纪的“全盘西化”，今天中国思想界几乎被完全殖民化——西方学术已经垄断了中国所有的大学讲堂。
“中体西用”是清末治国理念的基础。1898年5月，甲午战争惨败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中国，清庭重臣张之洞写了《劝学篇》，其中明确了“中体西用”的内涵，他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张之洞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就是说国家在坚持儒家孔孟之道的同时，学习西方科技。就像他的幕僚辜鸿铭所解释的：“文襄（张之洞谥文襄公——笔者注）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进而言之，就是把坚固的西方科技建立在已经完全腐朽的儒家大酱缸上面。结果可想而知，但这是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
“中体西用”的治世思想最早源于鸦片战争之后，当时林则徐、魏源等开明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范围之外，向敌人求制胜之法。他们查夷情、办夷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