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诚心，布公道”，其典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后成为成语“开诚布公”，即以真心实意和公正无私相待，意思就是诚恳无私。
“集众思，广众益”，其典出《三国志·蜀书·董和传》，“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后成为成语“集思广益”，集中群众智慧，增多有益的意见。
1953年，毛泽东强调，要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锻炼部队。他说，战场就是学校，司马懿打仗是练兵，孔明七擒孟获也是练兵。（《红日照千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赴南方巡视，来到郑州。在听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汇报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特别欣赏脚踏实地并善于调查研究的同志，也经常告诫干部们：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诸葛亮。（林一山、杨马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1953年8月，贵州匪患已基本肃清，惟有程莲珍这名布依族女匪首仍然逍遥法外。当时的公安机关在通缉令中这样写道：“该匪首狡诈多变，行动敏捷，枪法甚精，捉捕时务必提高警惕。”但匪首再狡诈，也逃不脱人民的法网恢恢。通缉令发出后不久，剿匪部队终于将她缉拿归案了。当时，贵州军区党委把程的情况上报到了西南军区。这时正值李达参谋长启程赴朝鲜访问，他指示将此案暂时搁一下，留待归国后处理。
8月中旬，李达由朝鲜回国。在京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交谈中，李达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当谈到程莲珍一案的处理意见时，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但毛泽东明确指示：“不能杀。”并半庄半谐地指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主席的意思是……”“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刘光荣等：《毛泽东的人际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5页。）
1956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初，越隽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卷七十一，《魏纪》三)批语：“初战亮宜自临阵。”
同期，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卷七十二，《魏纪》四)批语：“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1956年，毛泽东在列车上，一边吃饭，一边听他喜爱的京剧。据王爱梅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毛泽东听的是张学津唱的《借东风》那个唱段，他听得很入神。或许是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听得很有兴趣。听完唱片，我对诸葛亮的足智多谋非常赞叹，也非常喜欢张学津的唱腔，对他说：‘张学津唱得真好。’毛泽东说：‘京剧是有韵调的，这是什么板眼你知道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扳着自己的手指说：‘这是二黄导板回龙。’又扳着第二个指头说：‘还有二黄原板和二黄散板。’我点点头说：‘主席，其实您比诸葛亮高。’他好像才从《借东风》的思绪中回到了现实，慢慢地‘哦’了一声，问我：‘怎么个高法?我怎么比诸葛亮强啦?’我说：‘您总结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不都比诸葛亮高嘛!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不都是您指挥的吗?’毛泽东摆摆手对我说：‘得，得，这次聊天你胜啦!’我听后得意洋洋的。他看我这得意忘形的样，用手指着我说：‘小鬼，下次聊天我还考你京剧。’”（《中华儿女》杂志，1995年第2期，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