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泽东在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后，谈话说：“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毛泽东很赞赏裴松之注。在此前后，他在读《后汉书·光武帝纪》时批语说：“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5页。）
李贤，指唐朝李贤(唐高宗、武则天之子)注《后汉书》。
刘攽，宋朝刘攽曾为《后汉书》作按语。
颜师古，唐朝颜师古曾为《汉书》作注。
据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一文里写道：毛泽东要读《三国志》，逄先知送给他的除标点本《三国志》外，还有卢弼的《三国志集解》。这部《三国志集解》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上面写了许多的批语。其中的两处批语，其一是裴松之在《魏书·武帝纪》一段注释中，引用了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写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主要内容是叙述他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当时许多的心理活动，表明他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等三县，以消除时人对他的误会。卢弼对此除做了一些考证、订谬外，对曹操还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文中写道，自己并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改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对此指责说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文中又写道，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对此指责这是“皆欺人语也”，并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文中还写道，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认为曹操的这些话是“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并在注中又列举了曹操打过的败仗。
以上的这段文字，特别是卢弼的注，毛泽东看得很仔细，差不多都画了圈点。卢弼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毛泽东很不赞成，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毛泽东在该书的天头上写了这样的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的诗句，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怀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时代人，史籍说此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对这个人的才能不仅没有引以重视，而且还污辱了他，因此被祢衡大骂。祢衡后被黄祖所杀。鹦鹉洲据说是祢衡曾在此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比较符合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在此特引了李白的这句诗。
毛泽东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做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画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的这条批语，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的赞许。在《魏书·刘表传》中，卢弼也有一段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 (公元200年)“攻张怿平之”，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郊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读了这段注释又在天头上写了一条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这里，毛泽东既表明了他对刘表做法的蔑视，且又再一次称赞了曹操。（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全诗如下：“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