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对属藩朝鲜的传统态度，是一种善意的淡漠态度。大清看重的礼节，就是朝鲜必须信守册封和纳贡，它强调的是“事大之礼”，是“情感上的承认”。但近代以来，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大清先是默许朝鲜“内政外交自主”，特别是在朝鲜壬午之变前，已经允许朝鲜与美、法、日等订立条约。但壬午之变后，朝鲜局势更加复杂，特别是甲申事变后，大清对朝鲜的影响力增强，加上国际形势有利，遂得以真正掌控朝鲜。此后一段时间，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是自元朝以来中国对朝鲜最为积极、最为明显的干涉时期。主导朝鲜事务的李鸿章对此乐观其成，他充分利用英俄对抗和日本暂时等待的机会，并通过袁世凯的强有力贯彻实施，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有控制，就有不满；有压制，就有反抗。对朝鲜来说，此时思想变革已经悄然勃兴，改革运动和自主意识不断发展，如果一味压制，必然产生摩擦与隔阂、不满与反抗。而这些，坐镇天津的李鸿章感受未必深刻。李鸿章对朝鲜的政策着眼于大局，远离朝鲜一线，宏观面对；而袁世凯身在朝鲜前线，置身其中，事物繁琐，这就非一般人所能驾驭的了。
阻朝联俄虽然取得成功，虽然朝鲜因此获得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袁世凯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朝鲜政府的不满与忧惧。年轻气盛的袁世凯，可曾想到自己在朝鲜会拥有这么高贵的权势，专横跋扈自然就不可避免了。他感激李鸿章的提携与知遇之恩，所以当李鸿章想加强对朝鲜控制的时候，他比李鸿章还积极，执行力非常强。李鸿章想百分百控制，到袁世凯手上就变成了百分之一百二。李鸿章对朝鲜的考虑主要还是着眼于大局，甚至默许朝鲜独立自主，甲申事变前就不用说了，李鸿章已经默许美、法、日等与朝鲜订立条约。即使甲申事变后，李鸿章对朝鲜政策，虽逐渐加紧，但仍留有弹性空间，善于迁就。比如光绪十二年（1886年）朝鲜独立与法国签订议约等。但年轻的袁世凯，显然没有李鸿章的风度、成熟、圆润，外交手段多干裂、简单。袁世凯常以“属邦之礼”、“分内应行之事”谴责朝鲜国王和政府。李熙及朝鲜一些大臣，虽嘴巴上感谢上国之恩，但内心却多有不满。
袁世凯为了在朝鲜能获得更多支持，为了确实维护好大清的利益，遂对倾向于中国的朝鲜人士多加拉拢，重点加以培植。金允植不用说，袁世凯当年随庆军入朝的时候，就与金允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莫逆之交。金允植是朝鲜有名的汉学家，精通中文，善于外交。在袁世凯入朝前，他就奉使中国，考察学习，与李鸿章幕僚相处甚为融洽。壬午之变后，作为庆军的向导回国，后任外署督办。金允植“事大”思想浓厚，对中国感情深厚，任内也采取一边倒的亲华政策。光绪十二年（1886年），金允植因牵涉曾埋葬甲申之变乱臣朴泳孝的父亲，遭督办。袁世凯知道后异常气愤，曰：“允植仅存硕果，一人之去留，系乎韩邦之安危，关乎中朝之政令，在他人或可不争，在允植断不可不力争。”后经袁世凯不断干涉、斡旋，朝鲜不但取消了对金允植的定罪，而且恢复了他的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