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时岳麓书社在全国率先提出：“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的口号。他们的做法是把中国四大古典名著、《 古文观止 》、《 三言 》、《 二拍 》、《 白话孙子兵法 》、《 儒林外史 》等数十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把字体压缩成很小的小五号字，用精装版的形式推出，装帧和封面设计美观、大方、漂亮，有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专门面对视力较好的大、中学生和青年读者。一本厚度达5公分的精装《 红楼梦 》，价格仅为7.8元；《 三国演义 》6.5元。确实体现了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的经营宗旨。岳麓书社的定位是以量取胜，薄利多销。第一次我们订货每个品种为20—30本，到货以后很受欢迎。第二次订货为50—100本，到货后反映很好，很快脱销。连以前有过同种其他版本的人也来买这些书，说是设计很漂亮，价格又很低，要作为收藏用。只有一些老年读者会说：“好是好，字体太小，看不清，要用放大镜才行。”我当时就针对这些书的读者对象及市场潜力做了客观分析判断和预测，把每种订数复本量加大到2000—5000本，并把我的想法和预测告诉经理。经理认为再怎么好卖的书也不可能要那么大的量，她最后请了一位姓钱的老顾问来进行把关审查。老顾问的看法与经理是一致的，说：“我也是一个读书人、文化人，活这么大岁数了，除了《 毛选 》外，再好卖的书，还没听说过一种书能卖几千册的，怎么可以不负责任地订那么多呢？这不是要坑害书店，坑害经理吗？”我反复说明我的观点和看法，试图说服他俩接受我的意见，可越说他们火气越大。钱顾问最后说：“像《 三言 》、《 二拍 》这样的书，昆明古籍书店长年摆着卖，卖都卖不动，你居然敢订2000册、5000册，简直是胡闹，不负责任嘛！”面对他们对我越来越明显的怀疑的眼神，我哑口无言，心里很不是滋味。只能按他们的意愿最后改为200本、250本、300本。钱先生说：“这还是大着胆子的订数。”殊不知这批书还没到，因为前两批书到货销售后的影响，就不停地有人来问有没有这些书，并有不少人提前交了订金要订购。等书一到书店，两天一抢而空。经理赶快找我说：“按你原来的订数赶快报订，当我急着向岳麓书社报订时，对方告诉我已经断货，说：‘全国新华书店都在抢，有的直接背着钱到湖南等着拿货，短时间内印不出那么多来满足市场。’我们为此失去了一次北门书店开业以来最好的商机。出于以上考虑，我决定承包经营。尽管后来我了解到，云南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门市也搞承包经营，他们的提成比例为7%，我还是把按销售的3.7%提成门市人员工资的承包合同签了。
1990年2月4日签订合同的第二天，我就向经理申请借了400元钱的差旅费去出差订货。这是我第一次出省订货，当时到北京的硬座火车票票价好像才68元。为了节省费用，我买的是硬座票。那时火车上的治安不太好，一路上，有旅客在火车上丢了几个行李包，乘警在帮他们查找，气氛很紧张，我也不敢踏实睡觉，打个盹、经过52小时的煎熬到了北京。我按照通信地址找到了位于北京市东直门外大街东中街42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部，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地下室改造成的招待所，住一晚上3元钱，虽然有些潮湿，但价格还算比较便宜，就住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