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人际关系的浪头是很难的，特别是在误解、不和谐、隔绝的波谷触动我们心底的创伤，激荡起童年的挫折和伤害的时刻。在我们生命最初的几个月，父母通常竭尽所能地给予我们无条件的爱和奉献。我们还是小宝宝时是非常可爱的，有这样珍贵、可爱的小生命降临到他们生命中来，父母大概觉得幸运极了。如果我们够幸运，有一位母亲——“过得去”（good enough）的母亲——照顾我们，这也许是我们首次沐浴在爱的纯洁无碍的阳光中。
当小宝宝被母亲爱的手臂拥着，他便在喜悦的暖流中放松了，因为绝对之爱无碍地流经他们身上。母亲的照顾是外在条件，让小宝宝体验他生命中爱和喜悦的本质，有了母亲的爱，小宝宝便在自己温暖开放的天性中软化下来、安定下来。
神经心理学研究显示，婴儿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对培养婴儿身心发展至为重要。起初，母亲的身体接触和照顾，帮助小宝宝学习安抚、调节神经系统，健康的恋母意识则培育孩子认知、行为、身体的发展，并直接影响大脑边缘系统（limbic brain）的发育，这是主管人际和情绪反应的部分，甚至内分泌和免疫系统也都攸关早期恋母与否。
婴儿若能感知母亲的存在及照料，便可调节自己的神经系统，这比他们与生命的契合更为具体、更易感知。既然母子结合对婴儿身心各方面发展扮演重大角色，婴儿自然视母亲为爱的来源，在世界某些地方，比如印度，母亲则近乎神祇了。
但这也给人类带来最根本的妄想：快乐安宁的来源在我们之外，在他人的接纳、认可、照顾之中。在孩提时代，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几乎全部仰赖他人。在理想的情况下，父母的爱应逐渐内化到我们内心深处，让我们感觉到与爱的内在契合。但我们的真实面目愈没有为人所爱，我们愈不能安顿自心，这使我们总是从他人处寻求心灵契合——殊不知最浑然天成的适从感和喜悦感，其实根植于我们内心。
一旦孩子发展成另一个独立的个体，早期母子合一的喜悦便消退了，我们不再是外层空间掉下来的惊喜小生命，相反的，对父母而言，我们变成“他们的孩子”，他们期望和恐惧的对象。他们的接纳和支持与否，要看我们是否合乎他们的期望。这就在不知不觉中动摇了我们的信任：于己，我们不相信真实面目可被接纳；于人，我们不相信他人了解、珍视真实的自己；于爱，我们不相信爱是始终不渝的。
即使父母在内心最深处无条件地爱我们，由于他们身为人类的局限，也不可能每时每刻向我们表现出爱。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说他们是不称职的父母或坏人，他们像每个人一样，也有他们的恐惧、忧心、耿耿于怀、重担，还有爱的创伤；像所有人一样，他们是盛载完美之爱的不完美之器。
孩子进入这个世界，自然希望世界以无条件之肯定来迎接他，并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即使父母可提供这种肯定到某一程度，却不能持久。这也容易理解，因为每个人都难以开放并肯定自己和生命，能维持无条件之肯定是人类高层次的能力，只有经由不移的信愿和精神修持方能达到。我们的父母无法完全开放，自然不能传达无条件之爱给我们。
但当儿童发现爱有条件、不可靠、有操纵性，会在心中形成恐惧的结，因为他们只能得出“我没有真正被爱”的结论，这造成恐慌或“惊吓”（freak-out），使身心僵固。这种爱的心理创伤，以心理分析的语言来说就是“自恋性的创伤”（narcissistic injury），因为它伤害我们的自我感觉，使我们不再觉得自己好，我们会怀疑我们是否值得爱，进而影响我们整个自我定位。埃米莉·狄更生（Emily Dickinson）在诗中形容这种普遍的创伤：“伤痛如此剧厉，把一切都吞噬了。”
一旦伤口痛成这样，儿童当然想把它推出意识之外，最后形成一个心灵的疙瘩，也就是我们的怨气。它对他人的怨气有防御作用，可以使我们麻木不仁，不会感受到没有被爱的痛苦。我们带着隔绝、失联的自我长大，自我的核心是巨大的伤口、惊吓和封闭。所有这些都被怨气覆盖，变成我们防卫军械库中的一件武器。
伤口不能愈合，是因为不知道真实的自己本来就很可爱而且值得爱，却以为别人掌握着关键。我们常常在人类的相对之爱中期望绝对，期待相对之爱源源不绝地流出和谐以及无条件的接纳和了解。情况若非如此，我们就耿耿于怀，觉得谁错了——我们错的话，就是我们不够好，别人错的话，就是不够爱我们。其实我们父母（或其他人）的不完美之爱，无关乎爱值不值得信任、我们值不值得爱，这跟我们的真实面目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只是凡夫俗子的局限，如此而已。别人不可能超越他们的性格局限来爱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