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坎贝尔（JosephCampbell，当代神话学大师）形容《十牛图》的初始“见迹”是一种灵性觉醒的召唤，是一种内在的动力。随这份力量而来的是神圣的问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内心升起的神圣问题都不同。有人为此痛苦挣扎，有人只是想知道怎样才是最佳生活之道，有人想弄懂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或人生的目的，而其他人则探问如何才能学会去爱或我们是谁，如何才能得到自由等等。有些人在终日碌碌时，不禁停步自问，“为何要这样整天忙碌?”
有些大师被问到这些问题时，就转向哲学领域来寻求解答，有些人则另辟蹊径，在诗和艺术创作中追寻答案。人类内心对神圣的探寻是许多诗的创作根源。“华丽的修辞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争论，”诗人叶芝写道，“诗呢，则是出于和自己灵魂的争执。”那个让人踏上灵性之旅的呼唤像首只成形一半的诗，它的结果尚有待完成。印度神秘诗人迦比尔（Kabir，1440—1518，印度教虔诚派领袖，诗人）曾问道：“你能告诉我是谁造了我们这个躯体，而我们一生汲汲营营又到底想带领自己走向何方?你能找到这世界真正有价值的事物吗?”
无论这发人深省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们都必须依循它带领的方向。有位佛教老师在修毕临床心理学的课程后，才发现这类探寻生命价值的问题在内心不断滋长。
我那时刚拿到心理学博士的学位，并在一个青少年和自杀防范中心工作。四年来我始终相信心理学的知识可以解答我内心所有疑惑。但随着工作接触到的事物，使这份信念开始崩溃。因为我在各案例中遭遇到人类心理机制无法减缓的痛苦，于是原先的想法，就显得很荒谬。我该转往哪个方向来寻求这份生命奥秘的答案?
1972年某日，我去拜访在伯克利的一位朋友，我们走在路上时，她遇见一位神情愉快爽朗的外国男人，并跟他交谈起来。之后她解释说他是西藏的喇嘛，还邀我去听他所做的有关梦的开示。我在上课时完全听不懂，一直到有个女人问到慈悲的意义时，我才从他回答的方式明了了慈悲并非抽象空洞的字眼。他回答这问题时流露的真情、慈悲的面貌，完全感动了我的心。我整个人目瞪口呆。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慈悲不过是长老教会式的美丽字眼，并没有实质意义，不过是所谓的美好理想罢了。但眼前我体验到的竟是股活生生的力量。我的好奇心受到激发。我想知道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由此便开启了我个人灵修的大门。
有位芝加哥的女商人，自小生长在一个关系亲密的家庭。她一直过着传统价值观的生活，直到事业上的成功变得乏味空虚，她才开始质疑这一切外在成功的意义何在。
我在五个孩子里排行中间，我们彼此感情融洽，我每天都去望弥撒，念的都是天主教女校。当我还是小女孩时，就经常祷告，而且态度虔诚。我为那些在炼狱中受苦的灵魂献上各种东西，自创各种敬拜仪式，以提醒自己主耶稣是多么地爱我们。之后我结婚了。当时是精神纷乱的60年代，我的婚姻不久便宣告破裂。于是我一头栽入视野更开阔，更豪放不羁的生活中。它比我想象得还令人害怕，我从芝加哥商学院毕业前，接受了数年的心理治疗。我三十多岁那些年过得悲惨至极，犹如置身地狱……不断对抗长期扰人的严重忧郁症，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前景何在，还能从生命中期待些什么。我唯一能做的是日夜寄情于工作，不到十年我就当上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副总裁，庆祝升迁的仪式在卡尔顿大饭店的凯旋厅举行。事业上的成就起初让我陷入陶醉，因为它弥补了我生命中其他的失落。但到最后，成功光环的魅力褪去，我的人生也变得极度自私。眼看着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我才恍悟到原来自己也是这问题中的一部分，而我在制造问题的过程中根本谈不上快乐。
然后，我的两位密友过世了。接下来又遭逢母亲受病痛威胁。我辞去工作专心照顾母亲，发现能够陪着父母一块经历他们情绪起伏的阶段是多么珍贵，由初闻罹病时的震惊，拒绝相信的否定期，到后来心理上的接受，这体验成为我生命中最大的满足。我开始在医院担任志工，并开始学习静坐。我初次面对内心这挥之不去的空虚恶魔，跟它进行肉搏战的感觉像是游子返家。我从未想到这情况有可能实现，但如今当我息念静坐，专心谛听时，最能感受到心灵充实的自我。经过这些年来的虚掷人生后，我又找回自己的心，而且一路上因着朋友们的扶持，让我有足够勇气依循心灵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