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最先到达上海的地方支部的代表。他之前已经来过几次上海，更在《新青年》编辑部呆过几天，所以他到了上海以后，立刻赶往那里。
张国焘的提前到来，对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在此之前，因为性格以及理解上的不同，马林这个第三国际的代表和上海支部的“双李”合作得并不愉快。
马林作为第三国际代表，来中国的目的是指导建党，这就难免让他在面对中国同志的时候处处显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来。而这，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双李”的反感。
马林性格倔强，认定的事情就坚持到底，而这时如果别人不能听取他的意见的话，他就会表现得咄咄逼人，好像要和别人进行决斗一样。
“双李”呢？李达作为毛泽东的老乡，身上带着一种湖南人与生俱来的傲气。
单单从性格特征上讲，李达和马林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同马林一样，李达在和别人辩论的时候，倘若别人不赞成自己的意见，他就会表现出一副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而且，用语用词会变得十分强硬，让人有如同触摸钢铁的感觉。
李汉俊的脾性与李达相比要温婉一些，不过在与人交流的时候，他却喜欢直率地表达意见，如此一来，自然难免容易得罪人。
马林如此不好相处，他和“双李”见面之初就要求李达向他作工作报告，其居高临下的姿态，让李达极其反感。李达当场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告诉马林，因为组织尚处于萌芽时期，所以没什么可报告的。马林接着又问他工作计划及预算，并表示如果经费上有困难，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上的支持。这话伤害了李达的民族自尊心。
所以，李达下面的话就更直率了。
他告诉马林，鉴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所以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是未知数。实际上就是告诉马林，我们现在不归你们管，请你收起这高高在上的态度。
李达的回答，自然不能让马林感到满意。
而因为另一个赤色工人国际的代表尼克尔斯基只会俄语，无法和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他们之间对话，居然有升级为对抗的趋势。
张国焘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
张国焘一方面和“双李”谈得来，同时又和马林相交甚欢，而正因为需要他居中斡旋，本来由“双李”负责的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主动权渐渐被张国焘掌握在手中。这就是后来由张国焘主持中共一大的缘由。
全国各地支部的代表相继而来，北京的另一个代表刘仁静，因为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与邓中夏联袂先到了南京，随后于7月6日左右到了上海。
长沙的毛泽东和何叔衡，和刘仁静抵沪的时间差不多。
最后抵达上海的是广州的代表。无论是马林、尼克尔斯基还是“双李”，他们都希望陈独秀能够前来参加会议，频频发电催促，但是陈独秀却始终没有答应。
于是，包惠僧只得一个人乘坐海船从广州赴沪，他于7月20日抵达。
陈公博是最后一个抵达的，他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从广州出发，先去了香港，然后再从香港赴沪，21日才到。
而随着他的到来，13位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终于聚齐了。
加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这两位第三国际和赤色工人国际的代表，一共15人。
研究这15位代表的构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年龄上，15位代表里，年龄最长的是何叔衡，当时为45岁，年纪最轻的则是刘仁静，只有19岁。而代表们的平均年龄正好是28岁——毛泽东的年龄。
在省籍上，除去两个外国人，13个中国籍代表里，湖北人5位、湖南人4位，两湖地区居然有9位。
代表们聚齐了，他们可不是来游玩的，而是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