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字洁畲，湖北黄安人。
作为有过留日经历的海归，董必武最先信仰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来接受了国民党的领导。董必武在参加倒袁运动时，曾经先后两次入狱。正因为这番经历，他在1916年出狱后再次赴日，直到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董必武才于1918年重新返回国内。
辛亥革命的成功，二次革命的失败，加上护法运动迟迟没有进展，这无疑让董必武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及至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董必武的信仰终于发生了重大转变。
董必武得以参加武汉支部的筹建，刘伯垂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刘伯垂和董必武同为湖北人，又一起留过日，一起加入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两个人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刘伯垂信仰的转变和董必武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响应孙中山号召从日本回国后，不满护法政府未能摆脱军阀统治，遂于1920年夏秋之交辞官前往上海，随即经陈独秀的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然后步李汉俊后尘，被派回湖北筹建武汉支部。
中共一大的另一个代表包惠僧的入党介绍人，则是陈独秀。包惠僧在北大就读期间，不仅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还因此受到陈独秀以及李大钊的特别照顾。陈独秀在决定筹建中国共产党以后，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昔日这个进步学生。
武汉支部作为支部形式成立，在成立之初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此他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高调地在武汉中学、武昌高师、省立一师、省立女师等学校组织进步学生研究会，以此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不仅如此，包惠僧还提出了“通过劳工教育、劳工组合、劳工俱乐部来提高工人的觉悟”的主张。在此主张指导下，董必武等人把平民夜校、识字班办进了纱厂、烟厂、兵工厂，最终达到了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盛况。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武汉支部的宣传可以说是最成功的。而这也为后来的南昌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当初积极从事此项活动的董必武等人所没料到的。
如果说武汉支部的成立背后有陈独秀的影子，那么济南支部的成立，背后站着的就是李大钊。而“南陈北李”这一称呼，或许就是因此得来的吧。
与武汉支部是在上海支部的指导下成立不同，济南支部的成立则带有更多的自主成分。
提到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就不得不提到王尽美和邓恩铭。
王尽美，字灼斋，山东莒县人。
无疑，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又一传奇性人物。作为一个佃农家的儿子，他是因为在地主家伴读才有机会识字的。而在小学毕业以后，因为经济原因，他被迫回家务农了两年。就是这专务农事的两年，他通过自学居然考上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王尽美进入山东第一师范之前留下的诗中，似乎便可以一窥他当初的志向：“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王尽美是在五四运动中和邓恩铭相识，并且结交为挚友的。
同样作为农民的儿子，邓恩铭和王尽美在人生理想、抱负方面有着很多相同之处。这也让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得以并肩战斗，成为山东学生运动的领袖级人物。
1920年秋，两人又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开始研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此后受李大钊的影响还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接受马克思理念。
随着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他们深受启发，遂开始联系李大钊等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并在李的帮助下，于1921年春天成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