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维经斯基的这番谈话，对于李大钊来说是受益匪浅的。通过维经斯基，他进一步深入了解了十月革命的详情。而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孤军奋战。
彼时，对于尚未成型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来说，俄共（布）无疑是革命导师。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俄共能够帮助中国进行革命，他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维经斯基打着记者团的幌子，在北京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随着交往的深入，随着李大钊和维经斯基成为好友，他们开始讨论关于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其相关筹备工作，正是始于这段时间。
那么，维经斯基为什么后来又将活动中心转往上海了呢？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维经斯基自己的认识。维经斯基在北京活动一段后，发现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资本工业已经初具雏形，但是其涉及面却远远不足以形成压倒性力量，所以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上海。上海作为彼时中国的大产业中心，那里聚集着人口众多的产业工人。而这些纯粹的无产者，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主导革命力量。
其次，维经斯基在和李大钊讨论将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时候，李大钊向其推荐了陈独秀。
维经斯基进京以后，对于李大钊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李大钊受其影响最大的外在表现就是，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一直秘密筹划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了。
李大钊作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实际上，早在1918年他就和高一涵一起组织成立了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活动的团体。当然，那时他们进行得十分隐蔽，为了掩人耳目，甚至还利用当时国内一些人在翻译“马克思”时出现的歧义“马尔格时”，将这一团体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
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当局的迫害。
因为“马尔格时”和“马尔萨士（人口论学说的大家）”读音相近，所以他们在应对当局清查的时候，可以说是研究人口论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巨大贡献的。后来陈独秀以及李大钊创立的《每周评论》，其主要编撰人员就来自该学会。而《每周评论》的人事构成，也保证了它在学术上的偏向性。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直是秘密活动的，随着五四运动后北京的舆论空气有所改善，维经斯基等第三国际代表的到来，李大钊等人将之公开化，只是顺势而为而已。
毫无疑问，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并公开，对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计划是有极重要意义的。事实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所吸收的成员，几乎都来自这一学术色彩浓厚的团体。
维经斯基与研究会的成立有如此大的联系，于是在他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之前，研究会遂决定召集一次会议，由李大钊向维经斯基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对研究会的工作做出一些指导。维经斯基欣然而往，而这也成了他离京前最重要的一次活动。
会上，维经斯基首先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做了详尽的介绍，并强调指出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所谓的帝国主义，其实就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然后，他谈到了中俄两国的国情，从过去谈到现在，又展望未来，认为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帝俄时代的我国经济比西方最少落后50年到100年，工业生产尤其落后。汽车、拖拉机、飞机、电气设备都不能自己制造。钢铁工业的产量比美国落后7倍，比德国少3倍，燃料比美国落后17倍，比英国少10倍。外国资本占全俄总资本近一半，外资企业也占到50%左右……非常惊人的数字，我国想要追上去，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呢？具体的数字我没有统计过，但是应该比我国还要差。于贵国而言，五四运动是个不错的契机。五四运动已经充分地揭露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弊端，引发了民众广泛的爱国心，这可以视为他们是渴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贵国的基础还比较薄弱，这正需要研究会的同志进行广泛的宣传。”
维经斯基侃侃而谈，他丰富的学识、渊博的知识给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那句“中俄两国国情有相似之处”，让李大钊等人对今后的道路更是充满责任感。
李大钊随即致辞说：“首先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吴廷康（在中国活动的时候，维经斯基除了在与‘记者团’的同僚们交流时以原来的姓名相称，对外都用吴廷康这个化名）同志对我们的殷切希望，让我们越发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在当前中国，虽然我们已经通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报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不过，考虑到我国青年受教育的水平，这显然还远远不够……中国的革命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