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元培引荐下，他们确实很快就和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先生见了面，然而后者却不无遗憾地告诉他们，因为经费有限，教育会不可能一次帮助这么多人赴法，想要赴法者最少自己得准备买船票的钱，而且还必须具备一技之长和学会一些法语。
彼时，从湖南长沙赶赴北京的费用已经很昂贵了，众人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购买去法国的船票。李石曾的话就好像一盘冷水，登时将不少人心头的热情给浇灭了。
毛泽东作为赴京留法团的组织者，自然而然遭到了一些人的诘难。甚至有人提出，要求毛泽东归还他们的筹款，以便回湖南去。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虽然身无分文，却慷慨承诺，只要这次赴京留法团还有一个人没有去成法国，他就一直呆在北京。
北京的生活费用很高，1个月就要6块钱左右，没有办法之际，毛泽东只好去找杨昌济，请他帮忙介绍一份工作。
恰好，彼时李大钊负责的北大图书馆正缺少一名管理员，于是，杨昌济便向李大钊推荐了毛泽东。杨昌济亲自带着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毛泽东一见李大钊，登时就很没礼貌地叫道：“是李先生，我认识的，是李先生！”
“润之！”对于学生的失态，杨昌济有点尴尬，他不满地压低声音提醒他。
李大钊也感到奇怪，不明白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认识自己。
但毛泽东呢，此时却显得兴奋异常，面对老师的提醒，他也不做任何解释，而是开口背道：“我们这几天庆祝胜利，实在是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政府，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杨昌济听得眼前一亮，明白了学生失态的事由。
而李大钊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毛泽东背诵的这一段，正是李大钊在中央公园演讲的《庶民的胜利》中的一段。
这一段时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中国是协约国一分子，所以，北京街头被一股狂热的庆祝胜利的气氛所笼罩着。
毛泽东适逢其会，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并有幸聆听到了李大钊的演讲。
东单牌楼，这里曾经因为德国政府的蛮横无理而留下了一座“克林德碑”。
“克林德碑”是光绪帝为了熄灭德国政府的怒火，而为其在中国被杀死的驻华公使克林德所立的一座碑。在国人眼中，“克林德碑”就是耻辱的象征。现在，随着协约国获胜，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克林德碑”也就成了国人清洗那段耻辱的目标。
东单牌楼附近的大街上，被如潮的欢庆胜利的人群塞满了，狂喜的人群涌向“克林德碑”，在一片欢呼声中，将之推倒并换上了“公理战胜碑”。
当时的国人以为，既然中国是战胜国，那么自然可以在战后和会上获得话语权，从而得以废除前清和列强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是时，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也持这种想法。所以他们才会组织北大学生举行各种集会，以欢呼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李大钊正是在此背景条件下，于11月末在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该篇演讲稿随即被刊载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迅速影响了一大批人。
而毛泽东就是其中一分子。
毛泽东恰逢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便记住了其中十分精辟的段落。后来，他又在《新青年》上看到这篇演讲，喜爱之下屡屡诵读，居然将全文都记下了。
杨昌济以前和李大钊闲聊的时候，已经不止一次地提起过毛泽东的才干和觉悟，李大钊本来不以为然，而现在，在近距离感受了毛泽东对国事的热情后，他也觉得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优秀的青年。于是，毛泽东去图书馆当管理员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毛泽东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其将来的政治信仰所起的作用却是决定性的。因为那段时间，也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以及《新纪元》这些重量级檄文，向全国民众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时期。
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连续刊文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且推出一系列介绍共产主义的译作。毛泽东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汲取到其中的营养。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的原因。
彼时的北京大学，乃是各种先锋学派还有研究学会的集结地，如蔡元培担任会长的新闻研究会，胡适等人发起的哲学研究会等。毛泽东因为李大钊的关系，得以以北大旁听生的身份和蔡元培、胡适这一类文化上的大贤一起讨论时事，研究学术，这对于他文学修养的提高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成熟，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也正是在和蔡元培等人的接触中，他才会产生如此想法：自己连本国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弄清楚，哪有工夫去研究外国？而这也是他后来不再热衷于赴法的主因。
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北大，而他和陈独秀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