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国内一帮军阀们为了地盘和权力打得不可开交，欧洲战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一场在世界范围之内引起政体国体大规模碰撞的革命发生了。
1917年11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大学陈独秀的宿舍内，一场热烈的对话正在进行。
参与对话的只有两个人：梳着分头，神色坚毅，约莫三十八九岁年纪的陈独秀；再一个就是戴着副眼镜，上唇和颚上皆留了浓密的胡须，约莫三十岁左右的李大钊。
首先发表论述的，是较为年轻的李大钊。
他显得有些激动，说话之间，动辄就挥舞起拳头，给人一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俄国发生革命了！真正属于庶民的革命！参加革命的是农民和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也只有他们，才会全身投入这种彻底改良社会，粉碎一切旧道德、旧制度的革命！俄国和我国的情况何其相似！都是农业大国，而且刚刚发生过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我觉得，共产主义才是真正适用于我国的主义……”
陈独秀跟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李先生的观点，我是赞同的。当今的中国，已经经过实践证明了，西洋和东洋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无法改变中国现状，让我们的国家变得富强、人民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俄国发生的这场革命，是一场及时雨啊。它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崭新的、上进的、朝气勃勃的政党，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的国家在未来的道路上，多了一个选择。当前的中国，就好像一个已经病入膏肓，却又遭遇误诊的病人一样，无论是政治还是思想都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俄国发生的这场革命，无疑正是我等在苦苦追寻的。当然，这是一项复杂而伟大的工程，甚至需要我们几代人的付出。和俄国相比，我们国家的人民受教育水平太低了，这限制了他们接受先进知识和理念的速度。所以，国家要振兴，提高民众素质是当务之急。泱泱中华，一度的天国为什么会沦落到如今的地步，教育上的落后是根本原因。教育！只有普及教育，使得全国人人识字，人人明理，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发生在俄国的这场革命，我基本上是欣赏的。但是我认为，军事革命虽然能够彻底解决矛盾，但是成本太高了，因为这需要牺牲太多的国人的生命。这几年，我们国家死的人还少吗？所以，我觉得在此之前，以笔头、报刊为武器，发动一场不流血的文化革命是必需的！我们要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彻底荡涤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建立文明的、进步的、民主的新思想、新文化……”
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中国最先对共产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并意识到它对于彼时中国意义的两位先贤，他们之间的对话，不仅仅给进步青年以指路明灯的作用，而且他们也能从交谈中吸收到营养，从而丰富和成熟了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
陈独秀的话，让李大钊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他再次开口道：“俄国之所以会发生这场革命，并不是偶然的。列宁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从而迅速掌握局势，我认为，这和他们一直坚持的马列主义斗争路线有莫大的关系。这几日，我都在搜集整理列宁在宣传马列主义所采取的措施，由此很受启发……”
这一场小规模对话，或许史无所载，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起的作用却是决定性的。
作为《新青年》杂志的两位主笔，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于当时在黑暗中摸行的中国的那些以救国救亡为己任、有着强烈危机感的上进青年们来说，就是两盏指路明灯。他们的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句话，对于有幸能够聚集在他们身边，时常聆听他们教诲的北京各所大学的进步青年们的成长，都是有着非凡指导意义的。
李大钊接触共产主义著作较早，理解也比较深入，从那时开始，他就已经在考虑马列主义于中国的意义了，所以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才会如此欣喜若狂。
陈独秀这段时间工作的重点，是推动新文化运动，以此唤醒世人良知，让人们在“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帮助下，推动社会进步。《新青年》杂志就是他创刊的，李大钊更是他的至交，在《新青年》杂志上能够那么频繁地刊登宣传马列主义、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这本身已经是他的政治倾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