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誓以后，孙中山又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发布以后，孙中山随即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孙中山是广东人，他宣誓时的一口粤语，让在场的许多人都听不懂，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众人的心情。因为他们知道，从此以后，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将掀开新的一页；从此以后，中国将以另外一种身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华民国的成立，放在全世界也是一件大事，因为对于那些惯从清政府谋取种种权益的列强来说，从此以后，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必须要进行彻底修改了。
西方列强，包括中国的近邻日本，他们究竟在中国谋取了多少好处？
历史淹没在荒烟蔓草之间，现在已经无从详细考证了，不过有证据可寻的是，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前前后后，这些国家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干涉和巧取豪夺。
而这其中，或许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日本是伸手伸得最早的。
1912年1月的南京，是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空气中传递的都是春天的气息。而与此同时，在最先发动起义的湖北武汉，空气中却透着一股灰败的气息。
湖北军政府风头最劲的时候，曾经收复武汉三镇，打得朝廷南下镇压大军时难以寸进。然而，随着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担任湖广总督，中国当时最精锐的北洋新军进入战场，军政府强劲的进攻势头被遏制住了。到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革命军在与北洋新军的对决中屡屡败退，甚至连武汉三镇也丢了两个。
清朝末期至民国初年，是中国最多灾多难的一段时期。
外辱内乱，国破民穷，让广大劳苦大众吃尽了苦头，在这种情势下，人民急切地期盼和平。来自民间的呼声和愿望，让刚刚掌握政权的革命党人开始考虑南北对话，以总统之位换取袁世凯支持民主共和政体，也再次被提了出来。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有关清帝必须退位、国体必须改革的风声，就在北京城内越刮越盛。为此，清廷曾经最为精锐的武装力量，荣宠一时的八旗兵们，还曾口出狂言，要杀尽北京城里的汉人。然而，朝政都被汉人把持着，八旗兵又不复以前的骁勇，连镇压叛军都必须依赖汉人为主的北洋新军，所以尽管他们口号喊得山响，“要誓死保护吾皇”，最终只是喊喊罢了，随即便被请回位于郊外的大营，再次充当摆设去了。
要清帝退位的呼声，即使身处后宫的隆裕太后也有所耳闻，对此，她是愁眉不展，终日以泪洗面。所以，当赵秉钧提出召开改良内阁的奏请，梁士诒和胡惟德等一干内阁成员附议以后，她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立刻就答应了。
由亲贵王公们列席的内阁改良会议，便在这种氛围下召开了。
赵秉钧自追随袁世凯以后，就一直充当其马前卒的角色，这一次同样没有例外。会议开始不久，他就直言时局利弊，然后指出首辅大人为了维持如此艰难的局面，已经身处险境云云。
在将众亲贵王公们唬得一愣一愣以后，他抛出了早就预备好的重磅炸弹，慎而重之地说道：“时局如此艰难，要想渡过时艰，办法只有一个，以解散朝廷为交换条件，迫使南京政府同样解散，然后，由首辅大人在天津另起炉灶，成立新政府。”
与会的亲贵王公们，事前虽然听到各种各样的风声，明白朝廷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是毕竟事关个人利益至巨，而且整日花天酒地的他们并不了解民间具体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做好和如今穷奢极欲的生活说拜拜的准备。
所以，赵秉钧的话刚落地，他们便群起而攻之，纷纷表示反对。其中，叫嚣得比较凶的几个人，更是声言赵秉钧已经被革命党收买，乃是叛逆，应该立刻抓住杀头。
亲贵王公们的反应，早在赵秉钧的意料之中，而他的反应十分果决，当场拂袖而去，只余下一群满族老爷们面面相觑，各自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