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每一个霸权周期中的领导国家，都创造出了许多重要的制度。比如，英国为现代世界贡献了议会制度、法治、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工厂制度等等。从1688年到1720年，伦敦完成了金融革命，用一套有效的政府信用制度取代了粗制滥造并受王室的随心所欲所制约的制度。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到18世纪，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稳健的公共财政体系。威尼斯执掌欧洲经济霸权数百年，原因也是创立了一系列制度。它所创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保护了财产所有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它在发展国际汇兑和信贷市场、金融和会计业务方面是先驱者。以定期支付利息的强制性政府贷款为基础，它创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公债市场。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因为其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拥有巨大的软实力。黑格尔把拿破仑称作“马背上的绝对精神”。拿破仑临死前曾声称：“我用以传之万世的，不是我的政绩和武功，而是拿破仑法典。”他曾创立科学院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整个大陆体系的成文法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在拿破仑法典中“像数学逻辑一样严格建立起来”。前苏联在与美国争霸的时代，也创造出了许多重要的制度，如计划经济制度、集体农庄制度、国有企业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支撑起了强大的国家经济，并吸引了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追随。
对中国而言，进行各项制度创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第一位的任务。中国要做的，不是输出模式，而是学习别国的经验，汲取别国的教训，坚持不懈地进行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坚持可持续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观；避开权贵资本主义陷阱，致力于建设一个充满关怀的宪政国家；与世界分享增长，走一条和平、共赢、开放和自由的道路。
中国正在崛起为全球性强国。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在当前世界秩序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国家，皆以十分复杂的心情注视着这一今日世界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中国问题”——从儿童玩具到“神舟六号”，从劳工工资到人民币，从环境污染到海外购并——都成为国际舆论讨论的热门话题。在“中国威胁论”信奉者的眼中，中国几乎就是一个“问题大国”，类似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
因此，对我们这些注定要亲历中国崛起过程的人来说，主要的工作就不只是说服别国“不那么想”，而是发挥智能解决国内存在的严重问题，避免这些问题外溢出去，从而引起世界的紧张不安。如果我们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一个和平、安全、尊严和适于居住的中国将出现在世人面前，那么中国的崛起就将为世界树立一个典范，中国也因为这样的崛起而成为解决人类群体生存困境的健康力量和世界公益的主要提供者，中华文明因此将迎来第二次壮丽的日出。
为了实现这一光明的前景，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并联系这一背景勾画我国的发展道路。
那么，当今时代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全球主义的兴起。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失去了进攻的势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衰落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欧洲表现得最为充分。在一些地区，民族主义虽然有过短暂的复兴，并酿成南斯拉夫的分裂和战争，但是就世界总的形势看，民族主义开始了向全球主义的转型，民族主义开始让位于全球主义，前者如果脱离了后者，就无法存在下去。阿富汗在塔利班统治下出现的文明毁灭就是这样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