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伯夷叔齐不念旧恶

周,原来只是一个小国。到了古公亶父时,因受不了戎狄的侵迫,率众迁到现今陕西岐山县一带。此后因为土地肥沃,领导得法,逐渐强大起来。到了武王祖父季历时,商王封周之领导人为“伯”。武王父亲西伯昌(文王)是一位有大德之人,不仅仁民爱物,而且懂得经营,国势发展甚速。他在世时,已经成为周边众国的精神领袖,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他的儿子武王与他不同,武王是另一类型的人,他有推翻商朝、雄霸天下的意图。

武王伐商时,纣王业已年迈八十,垂垂老矣。据武王伐商时所发表的作战宣言《牧誓》所载,武王指责纣王性情暴虐,听信女子小人之言,罢黜忠良,颇多恶行。所以讨伐商纣成了顺天应人之举。但据近代出土文物的考证,发觉纣王时社会井然有序,殷政似乎不若后世形容的那般昏乱。在《论语》里,子贡也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归焉。”其实子贡先生说得太客气。“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败方永远被胜方抹黑,是历史上不变的陋习。所以武王伐纣,多半是周的国力膨胀,武王为了展现个人雄心所致。

而三千年前,武王伐纣之时,中国地广人稀,大型都市少之又少,广大的人民都稀稀落落地以小国或村落的形式,散布在极为辽阔之土地上,过着自供自给的生活。恰如老子所形容:

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那时人民的生活,几乎不受政府的任何干涉,过得逍遥自在。正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其纯朴恬静,安然自得,是我们充满尘嚣的现代人想要而不可得的。

虽然如此,却有两件事是人民最害怕的。一是天灾,二是人祸(战争)。战争一起,无数家园将遭损毁破坏,无数人民将要流血送命。所以,战争一直是贤德之士、仁德之君要竭力避免的。故而,武王伐纣,在时贤的明眼中,不是除暴安良,实是不义的暴力革命。这就是伯夷、叔齐甘冒生命之危拦马谏言的原因。又由于武王伐纣早有准备,我相信在时机上,商王朝正遭天灾的打击,人民正闹着饥荒(但愿有朝一日得到证实)。西伯昌又正好去世,给了武王机会。于是武王一面散布父亡的消息,载着亡父的牌位来号召诸国。一面一反人之常情,在父死未葬之时进攻殷纣,以收奇袭之效。所以伯夷、叔齐指责他不仁不孝。

伯夷、叔齐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甘冒生命危险到武王马前谏言,正是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的写照。

再说,二人劝谏武王无效,险些送命,被姜太公救扶而去之后不久,武王与商决战于牧野,一举击溃了殷王朝,纣王回朝歌自焚而亡。武王终于达成了雄霸天下的愿望。

伯夷、叔齐得知此事后,觉得武王以暴易暴、仁德不足,如果在周的势力下吃周的粮食活下去,是一种耻辱。乃相偕隐居首阳山,采薇(一种野生植物)而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

他二人在死前曾作一歌,其辞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伯叔二人并未重责那个恶人(武王),只说武王以暴易暴,不知自己错了。怨是有一点,但没怨任何人,只怨世风不对,生不逢时。那种令人向往的神农虞夏已然忽焉逝去了。所以孔子曾说,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那意思就是:伯夷、叔齐坚持崇高的仁德理念,饿死在首阳山,是他们自己心甘的抉择(求仁得仁),又怎会有怨言呢?

所以,回到本小节:“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应该是指,“伯夷、叔齐对以暴易暴的恶人都没记恨。就算有所怨伤,也将不会太多。”

故而把“怨是用希”解成“怨恨他们的人就不多了”是昧于历史的说法。事实上,伯夷、叔齐也没什么地方好叫人怨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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