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夏礼吾能言之

写到考证,就忍不住想要说点儿题外话。

其一,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各国所记典章制度和国家大事的史料全搬进了咸阳。想不到十多年后,发生了楚汉相争,除了萧何有可能取出部分作为参考(或参考后,又还回去了)而外,余下的庞大部分都被项羽火焚秦宫给烧光了。再加始皇焚书坑儒,散传在民间的其他著作也遭到了浩劫。万幸秦代不长,汉初还有一些存活的老儒,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把一些部头不算太大却流传较广的作品,背诵出来,得以传世。至于那些在咸阳宫中,极为珍贵的大部头史料和典籍却变成永无可考的灰烬了。这是我们后世应知的一大憾事。

其二,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以后,中国百废待举。民间在文化的整理方面,曾经吹起了一阵继清之后的考证之风。有人从外国学到了实证方法,回国大搞证据考证。讲究一切要拿证据来,这当然是对的。但可惜其中有些人,只学到那种方法的一半,而且搞过了头。对那些提不出证据的事情不懂得“存疑”,不懂得给自己及后继者留个可以继续努力的空间,就盲目地加以否定。两千年前,世代相传、态度严谨的史学家说的不算数,要“我”两千年后的人,经过“我”的考证才作准。所以,我们的文化只到殷商为止。禹王所立的夏朝,由于找不到证据,就快刀斩乱麻地被列入神话中的王朝了(甚至夏禹王都被推断成是一条大虫)。当然,夏以前就更甭提了。这种事如果只在考证的圈子里也就罢了,不幸的是偏偏有人高居学术要位,名气大得很。影响所及,不知不觉地造成了一股疑古的势头,由疑古进而变成反古,由反古进而反传统、反文化。当时,以斫伤自己民族自尊,作践民族自信而洋洋自得的大有人在。(笔者写到此处,深以国人中有此表现为耻,并为之叹息不已。)他们总以为自己很科学,其实,民间传说很久的史话,如果找不到证据,存疑才是科学,否定是反科学的。何况世事有很多不一定要用“拿出证据才予肯定”,有很多事用常识也可以肯定。例如,台上一位大钢琴家正在进行一个难度极高的弹奏,我们不需要找到他长期苦练的证据,才能证明他的技术是由长期磨炼而来。同样,两千五百年前,春秋那个时代,那种多姿多彩的人文精神所展现出的盛大面貌,在种种变革脚步甚缓的时期,又岂是短短千百年就可凭空演化孕育而来。

事隔几十年,回头再去看看那股歪风,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考证上的成就实在非常有限,但它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大得无以复加。

由于清朝的腐败,晚期不断丧权辱国,已使我们中国人从骄傲变成自卑,但还有希望。这好比一个人遭到某种不幸,把手中的钱全部花光了,但是银行里还有一大笔定期存款尚未到期,到期了还可翻身。但这股歪风,却使国人从心里去否定自己的文化,其结果就好比那人的存款又被别人盗领走了,翻身变得相当困难。还不止于此也,我们甚至看到,这股由考证引起的歪风,为若干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还创造了契机。“文化大革命”时,提起“封建”就代表着过去的种种腐败,乃至提起过去,就想到封建。封建→腐败→过去→封建→腐败→过去……在那时期,在广大人民的意识里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历史的真相、文化的精神和人民的自由想象力与创造发展力完全都被封杀了。以致即使到了今日,虽然已经有人了解到“固本培元”的重要性,想要重建自己的文化,寻回自己的灵魂,但是这个循环的作用力还梗在那里,频频作祟呢。

读者诸君: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历史的意义,却是主观取向的。历史是多面的,全凭各人的意识、立场和需要而取义。或者有人为了某一目的,不惜丑化过去,但“一面之词”毕竟不能代表“多面的全体”。

在时过境迁的今日,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寻回自尊,要使全民团结爱国,我们就要停止大力丑化自己过去的那种做法,不然的话,自尊从哪里尊起?爱国从哪里爱起?因为我们已经被丑化成为一个不足为尊、毫不可爱的民族了嘛!再说,西方世界不惜代价来美化它们的文化,我们却不惜造谣来丑化自己。时处资讯交流的大时代,想要不崇洋媚外,势比登天还难。这是有识之士,不可不知的道理。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当局应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取向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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