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他开始在辅仁大学读书，后来又到燕京大学新闻系，他就这么一直努力着，最后在1936年到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后来成为伦敦大学的讲师。在学术生活的安适中，萧乾提高了写作能力（这个交点的自然反应）。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参与出版了一本英文杂志《中国简报》，尽管只出了8期，但是备受称赞。萧乾在早年记者生涯中所做的工作吸引了中国的读者对山东难民潮的关注，而他对绥远战役的报道激起了更多公众的辩论。萧乾在1940年到1990年间写下的许多文章和报道现在都为中国文联所珍藏，它们的历史价值也为中国学术界所珍视。萧乾多产的文学成就无法一一列出，包括他在英国和西欧旅居时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的三本书，他的50册获奖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还有他在1946到1948年间用笔名塔塔木林发表的嘲讽当时社会事件的20篇知名杂文。后来在晚年的时候，他又在妻子文洁若的帮助下，翻译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1994年出版并成为畅销书。⑥
不过，就像许多有双子/射手交点的人一样，萧乾的观点，特别是此前提到的杂文，使他在1957年成为右派。另一个有这组交点的记者储安平也被打为右派，不过后果更为严重。储安平作为著名的《观察》杂志主编和《光明日报》主编而出名，然而他在1957年发表的《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提点意见》的讲话却成为他不幸遭遇的祸根。储安平的讲话第二天发表在报纸头版而1958年1月的反右运动开始时，他很快就被揪出来，因为他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在“文革”中，他受到残酷迫害，人们相信他在1966年自杀，虽然他一直下落不明。⑦
对于那些生于北交双子、南交射手的人来说，接受真相可能甚至意味着毁掉一生的成就。美国1970年早期，有一位叫凯伦·斯克伍德的女工每天在克尔麦柯机钚冶炼工厂打卡上下班、过周末，但直到她想在工厂组建工会时，才突然意识到生产存在安全问题。当她真诚地想把自己发现的公司滥用权力的情况公之于众时，她失去了工作和朋友。随后她又惊恐地发现自己可能受了严重的辐射。她拒绝被吓倒，决定把自己的发现透露给媒体，可惜她还没来得及这么做，人们就在一条僻静的高速公路旁，在她被轧烂的汽车里发现她被撞死，当时她只有28岁。虽然很多人怀疑这是刑事案件，但最终这件事还是被判定为交通事故。后来随着媒体把焦点放到凯伦身上，克尔麦柯机钚炼工厂被关闭，而她的故事在1983年的电影中得到了生动展现。
发现自己的声音对生于这组交点的人来说非常重要。不过，宣告自己的信念有时必然会导致和他人的争论。虽然避免对话就不会有人受责难，但却导致自己被误解，而造成的危害可能使当事人认同被误解的身份，永远陷在孤独的圈子中，并且会用居高临下、不愿对牛弹琴的态度做自己的面具。对很多人来说，一旦有机会就说出心里话可以让内心顺畅，释放在灵魂求索的一生中所压抑的观点。
在我的这部分客户中，除了相反的交点组合（北交射手、南交双子）之外，他们比其他交点的客户更经常提到道德困境。许多人说他们有一种要做正确的事的强制性需求。负疚感很常见，除非有更多道德上的确定感或哲学上的理解，否则他们会一直无法释怀。这个道德立场常常根植于他们想要明白原因的需求。“如果我能够理解到底在发生什么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就能够处理它。”这样的灵魂求索可以为真正的智慧建立基础。哲学或宗教学习的热情很明显。那些此前因为知识差异或反对虚伪而离开宗教的人，后来可能重拾他们童年的信仰。另一些人则在新的宗教和哲学中寻找答案和安慰。
此前的狂野行为可能纠缠这组交点的某些人。在智慧/愚蠢的射手业力的固有讽刺中，对无条件自由的渴望有时可能压倒常识。抓住机会就去冒险，这令人熟悉的感觉刺激着放荡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就像一个旅行者，认为当地的习俗不适用于他们。而他们惊人的好运会增加老旧的赌博习气，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受到护佑的。甚至理解力和知识也被他们视作许可权，好像他们和上帝之间达成了私下的理解，于是可以得到豁免不受因果影响。因此，牧师、长老可能会和教区居民或教区居民的家人有私情，法官或州的领导可以模糊对错之间的界限。当教条压过情感的真诚或自以为是导致自我膨胀时，对真理的熟悉反而会滋生对真理的轻慢。
当然，新发展出来的双子的合理化和便利化的技巧会进一步使得未解决的道德问题复杂化，为内在和外在问题提供借口，那些发展了交流能力的人能够在狡猾的反驳中闪躲。不过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内心深处对真理的需求可以最终让真理显露出来。所有在这样一个道德范式中被逮到的犯人都渴望忏悔。对生于南交射手的人来说，感到自由是幸福最基本的关键要素。真理对他们的安全感的重要性就像一个松散的线头，一丝一毫的不真诚都可以拆散一块成就一生的织毯。
或好或坏，生于这个不安分灵魂家族的公众人物容易与道德问题产生密切关联。两个著名的美国人——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都发现自己成了公众道德争论的中心。比尔·克林顿在总统任期内的性丑闻刺目地表现了此前所讨论的未解决的道德困境。更有趣的是，负责对克林顿进行调查的联邦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也生于同样交点。作为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狂热地投入。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是“没有人能凌驾法律之上”，反映了射手天生服务于真理的心态。当然斯塔尔是敌对政党成员，因此有政治上的动机，所以很多人会带着怀疑看待他的正义行为。所以，至少从表面上看，克林顿和斯塔尔表现了同一个交点极端相反的两极，像一条空中钢绳的两端。
同样来自于南交射手的乔治·布什在竞选第一任总统时，想要把他自己和鲁莽的青年时代的酗酒问题远远区隔开来，正如他自己所说，最好“不要再列举年轻时犯的错误”。候选人布什向公众兜售其早期皈依宗教的经历，让自己和正统宗教结盟，不仅稳固其政治基础，而且还试图稳固他自己。习得了北交双子回避问题的能力，布什会说：“当我年轻不负责任时，我是年轻不负责任的。当我娶了我的妻子后我变了，当我有了孩子后我变了。”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