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李科长出于好奇和不解，不断拐弯抹角地打听起年轻人的最终来意：“小杨啊，我曾看过你的档案，表现一直不赖嘛。在部队时，立过功，受过奖，还上过两年工农兵大学。转业分配到北京市局以后，工作也干得挺好。为什么你非要来我们梦省呢？而且，还非点名一定要去刑侦处干不可？你就那么喜欢当刑警呀？每天和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打交道，觉着冒险和刺激，是不是？”
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儿，杨元朝明白，这位阿姨辈的干部科长是在质疑自己呢。不过，他不能把原因说出来，因为这件事让他羞于启齿，整个家门之大不幸。
他是聪明人，同时也是自尊心强的人，不想无辜受家庭变故的牵累，因此，便开始发挥能说会道的特长，做出一副推心置腹的真诚的样子，说：“首先，是为了陪父母，他们二老都已经老了，均已六十开外，接近古稀之年了，身体也不好，身边又没子女陪着，当子女的不能鞍前马后、端汤倒水地侍候尽孝，不应该；至于说想去刑侦处工作，那是我的最爱，您不知道，打小我就喜欢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特别崇拜那些为民除害的大侦探和大英雄，所以，一转业便首选公安局；再说，我又在北京市局干了两年多，多少打下了一定基础，舍不得放下，既然调梦城来陪父母，当然最好还是干老本行，接茬儿当咱的刑警，这样，既不浪费资源，也能尽子女的义务，两全其美不是？”
“你倒挺孝顺，考虑问题也还周全。”见他理由充分，李科长虽不相信他的“穷白话儿”，但也不好再问。
为了彻底打消这个对自己未来命运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长辈的疑虑，杨元朝把事先早已想好的托辞进一步展开，抡圆了侃，套近乎：“阿姨，其实，您最应该理解我，因为，您也是军队大院儿的人嘛。打小，我就是你们这些阿姨看着长大的。我不是不喜欢北京，可我父母的情况和别人不同，自从我父亲调任梦城以后，身体每况愈下，病越来越多，还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动不动就犯病，已经抢救过好几回了。我妈也因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的迫害，不幸摔断了腿，落下终身残疾，常年靠轮椅代步，活得更不容易。您说，他们身边，没个可靠人陪着行吗？起码，在精神上和老人的心理上，我们做小字辈儿的总该给老人一份慰藉吧？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