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岁暮，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小众”）到了安庆，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1888年出生，小陈独秀10岁，此时20出头。高君曼乌黑浓密的短发，两眼灵活顾盼，衬托着来自京城的新女性的不俗。
姐姐不识字，给娘家的信，都是丈夫陈独秀代笔，娘家人多不识字，都由高君曼回信，一来二往，高君曼和姐夫陈独秀便直接通信了。高君曼对姐夫的革命活动和留学生涯十分熟悉，常常夸口于同学之间，引以为荣。高君曼刚来时，延年和乔年十分高兴，父亲回来了，又来了小姨，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母亲是老土，讲不出什么道道。小姨肚子里有许多北京学生的逸闻趣事，筱秀也缠着小姨，问东问西。京城的故事，在他们的耳里，个个都新鲜。逐渐地，高君曼和姐夫的话多起来。两人都是接受新思想的人，高君曼平常崇拜的人，差不多都是姐夫的熟人、朋友，所以，两人有说不完的话。
一日，陈独秀和高君曼在房中闲谈，话题一转，不知不觉谈到婚姻问题。陈独秀反对父母包办，主张男女双方自己做主。早在1904年，陈独秀写《恶俗篇》，鼓吹西方自由恋爱、反对婚姻包办，说：“他们都是男女自己择配，相貌才能性情德性，两边都是旗鼓相当的，所以西洋人夫妻的爱情，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
高君曼愣神地望着眉飞色舞的姐夫讲东扯西，穿着老布对襟褂子的姐姐进来也没有在意。看到高君曼兴奋绯红的脸颊，高晓岚的脸色顿时暗淡下来。凭着女人的直觉，高晓岚看出，和自己不多话的丈夫喜欢上小姨妹了。陈独秀和高君曼仍然是没完没了地在一起唠，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事。
终于有一天，陈独秀和小姨妹偷吃了人生禁果。一个是闯荡海外的旧礼教的挑战者，一个是新时代的摩登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姐姐无意中成了搭桥人。因为是同父异母，妹妹便少了一半自责，又因为是包办婚姻，丈夫也多了一份理由。高晓岚寻死觅活，大闹起来。“小众”和她的名字一样，在家里失道寡助，“大众”得道多助。陈昔凡在病榻上不住地嗳气，重复白胡子爹爹骂陈独秀的话：“翻生货！翻生货！”谢氏也站在老实、本分的姐姐一边。原本老实的高晓岚整天眼泪汪汪的。南水关的陈家大院，和门前的长江一样，波浪起伏，不再平静了。
高君曼受不了众人的指责，新年伊始，和陈独秀双栖双飞，一起登轮去了杭州。小船顺流而下，两人像比翼双飞的小鸟，开始了一段浪漫的人生旅程。两人离开安庆时，高晓岚已有身孕。第二年孩子生下地，是个男孩，即陈独秀的第三子陈松年。这是高晓岚和陈独秀生的最后一个孩子，由于高君曼的加入，她和陈独秀的姻缘已尽，从此只是名分上的夫妻了。
父母婚姻的破裂，对延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长大后，不愿意谈恋爱，不愿意结婚，与父母感情的破裂不无关系。他发愤读书，立誓在书本里寻找一条道路，做一番大事业。幼小的松年对大哥延年读书的印象极深，晚年还说：“延年读起书来日夜不停，好像着了迷一样。”在延年幼小的心灵里，除了发愤读书，他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去帮助母亲。
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2002年4月说到父亲陈独秀和母亲高君曼的结合：
她（高晓岚）同一般农村妇女一样，不识字。因同娘家相距较远，不能常回去，便时常托丈夫代笔，给娘家写信。娘家人也多不识字，便由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代为回信。一来一往，陈独秀看这位小姨子字写得娟秀，文笔也还通顺，两人便直接通起信来。姐姐怕丈夫在外面招花惹草，便默认了妹妹同丈夫的书信往来。后来，两人见了面，姐夫便偕小姨子去杭州同居，姐姐大怒，父亲也很生气。
“父亲”指陈昔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