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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主教制教会的主日学。欧文和我都是第一次去。当我妈嫁给第二个在火车上认识的男人之后，我们换了教会；因为我养父的缘故，我们离开了公理会教会，我母亲说他是主教制教徒，可是我看不出他是个虔诚的教徒，但我妈坚持我们要换到他的教会。外婆很不谅解我们的转变，自从惠尔莱特家族脱离新教之后，多年来一直是公理会教徒（“自从我们几乎不再是新教徒起，”外婆老是这么说，在她看来，惠尔莱特家族从未完全脱离新教的掌控）。在上一个世纪，有些惠尔莱特家族成员--并不只是我的祖先，曾经在公理会教会担任神职。而我们改变教派的决定也让路易斯·梅里尔牧师感到难过；想当年，他主持过我的受洗礼，而他一想到我妈要离开他的唱诗班，失去她甜美的歌声，不免有些伤感--梅里尔牧师打从我妈小时候就认识她了；我妈总是说，当她平静而坚决地将我生下，并坚持保持有关我生父的隐私时，牧师对她特别支持。
这个改变同样也让我感到烦恼--到时你就会明白了。但是欧文把事情搞得神秘兮兮，而且继续保持那种神秘的方法，便是暗示某件事情隐秘得令人难以启齿。他也换了教会，他说，为了逃避天主教，或许实际上是他的父亲想要逃避、抗拒天主教，所以把欧文送到主日学，说得明确些，也就是主教制的教会。欧文告诉我，当公理会教徒变成主教制教徒，那其实并不算什么；这只代表教会层次的一种提升，欧文说这是“变戏法”。但是天主教徒转到主教制教会，不仅谈不上变戏法，甚至是冒险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欧文经常态度严肃地说，他父亲改变教派的决定必然会受到诅咒，可是天主教徒却犯下了“无法言喻的愤怒”行径--他们侮辱了他的父母，那是一种无法弥补的侮辱。
我抱怨的是跪拜，这是我前所未有的经验--更别提主教制教会仪式繁多的连祷文和背诵的教条--每回我抱怨时，欧文便说我什么都不懂。天主教教徒不仅要跪拜和不停地口念连祷文及教条，他们将任何和上帝接触的希望，化为崇拜仪式并且发挥至极点，欧文却觉得他们影响了他祷告的能力--也就是欧文说的，“直接”和上帝沟通。另外还有告解！我只知道抱怨简单的跪拜，哪儿晓得如何告解我的罪？欧文说，身为一个天主教徒，其告解压力之大，甚至得捏造事实以便获得宽恕。
“简直莫名其妙！”我说。
欧文也赞同。至于什么原因让米尼先生与天主教决裂呢？我老是问，欧文却从不告诉我。他总是说，那伤害无法弥补，他只肯提及“无法言喻的愤怒”。
或许我的不快乐--从公理会教会转变成主教制教会，加上和欧文“逃避”天主教的满足感，让我在和大家一起玩抬欧文的游戏中享受乐趣。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感到愧疚，因为我们都以为欧文的存在只是给我们提供乐子罢了。至于我自己，尤其在主教制教会里，我想我应该感到愧疚，因为我嫉妒他。我相信我在主日学里加入捉弄他的行列多少出于敌意，而且是基于我跟他之间悬殊的差异。他比我虔诚，我很清楚这一点，我在教会里尤其意识到这一点。我讨厌主教制教徒，因为他们表面上信仰虔诚--比公理会教徒的信仰更深；但因为我相信的很少，所以跟公理会教徒相处很自在，他们对信徒的参与要求并不多。
欧文也不喜欢主教制教徒，但是更讨厌天主教徒。以他的看法，这两种教徒所相信的事物都比不上他的信仰，而天主教对欧文的信仰及习惯有更多的干涉。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总能包容好朋友彼此许多的差异。一开始并非如此，直到我们发现我们参加相同的主日学，相同的教会，我不得不接受，我最好朋友的宗教信仰比我在公理会或主教制教会所听到的更明确（如果不是太过独断）。
我一点也记不得公理会教会的主日学--可是我妈总是说我在那儿胃口特别好，不论是主日学或是各种教会活动。我隐约记得苹果酒和饼干；不过我仔细回想--那种宜人的冬日光彩，白色隔板的教会，黑色的高大钟塔，还有经常在二楼简约、明亮的礼拜堂举行崇拜仪式的气氛。你可以远望长窗外挺立高耸的树木枝干。相形之下，主教制的崇拜都在一个阴郁的地下室里举行。那是一座石砌的教堂，来自地上甚或是地下室的一股霉味，深色的木头古玩拥挤地排列在四周，老旧的金色管风琴更显暗沉，再加上外观混浊的彩绘玻璃--透过窗外看不见任何树枝。
当我对教会有所抱怨时，我的不满也是一般小孩经常抱怨的事：幽闭恐怖和枯燥乏味。但是欧文的抱怨却“很虔诚”。“每个人的信仰都以自己的步调进行，”欧文·米尼说，“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崇拜仪式。崇拜是为了广大群众而举行的，当我正想唱赞美诗的时候，每个人都低头祷告。当我正想聆听祷告时，大家突然站起来唱诗歌。为什么愚蠢的布道一定要和上帝扯上关系呢？谁知道上帝对这些崇拜会怎么想？谁在乎啊？”
听到这样的抱怨，还有其他类似的怨言，我唯一的回应就是抓起欧文·米尼，将他高高地举在我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