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仍是异乡。无论如何努力仍被当做乡下土团，渴望有一个朋友，却总在名单之外。我相信不是故意，只是存在彼此之间的差异太根深蒂固，以至于无法交融。我活得孤单，沉默得像一块铁，失去快乐的能力，仿佛过去的桃源小村是一场梦，眼前的鸽笼铁壁才是真的；那群亲切的村妇渔郎都是梦中人，城市的冷脸才是本貌。我在原该欢乐的年纪早熟起来，那是躲入稿纸以后的事。常常虚构不同的人物，在稿纸上排山倒海地向他（或她）倾诉。稿纸活了，我也活了；有时我们跟随文字到无人的海边开始对话；有时攀越高峰，在温暖的小山洞里闲聊……我不知道这就是想象之翱翔，写作的发轫；只知道它使我省略去寻一个愿意聆听我、我愿意恳谈的现实人物，也避免搭乘令我作呕的车行去找寻一处美好的情境。想象解决现实困厄，阻止无枝可栖的少年坠入偏执的怨恨情结。文字书
写隐含一种距离，在情感倾诉之后，反过来引导自己去透视事件的虚实、省思人我隔阂的因由，进而宽宥产生隔膜的城乡渊源。由宣泄而沉思而宏观而回到善良的本性去谅解，我遂愿意以更大的诚恳接近城市、关怀城市人。这是重要的一课，使敏感多思的我不至于变成人格扭曲的城市客，也意外地，把我逼成作家。
从作家眼光观察台北，是我继续留下来的原因之一。小小的脸盆，莫名其妙掉入一个附带历史使命的包袱，涌入各地来的移民或流浪客（三四十年代的山东人、四川人、湖南人等政治性移民；五六十年代的台南人、屏东人、宜兰人、花莲人、雅美族人、布农族人等经济性岛内移民；七十年代的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大陆客等兼具政经因素的跨国流浪客）。这些人带着特殊的文化根性来到台北城，原先不打算落籍，却又不小心繁衍出第二代、第三代。由于脸盆太小，这些人及子裔很容易借由通婚、经济活动无形中搅和一起，不断翻出台北的新面目，其速度之快，连定居台北的人若三个月不出门，一样迷路。台北因着她的特殊命运，展现了迷人的戏剧性格。有戏的地方，就是作者最爱的地方。
就个人的生活圈而言，我显然已适应类似：中午在娘家公寓参加民俗节日大拜拜；下午到国际级的观光饭店啜饮欧式咖啡；晚上在圆环老招牌的路边摊吃肉羹米粉，购买大陆来的天津栗子、西瓜霜，秤一斤南投土产的冻顶乌龙，选几个加州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