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的开头就显示出不规范的商业环境中常见的“魔幻色彩”。
2001年盛夏，温州100余人组成的炒房团开赴上海，三天内买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元现金砸向上海楼市。其后，每年有数十亿元的资金由温州进入上海，一些周边地区资本也开始跟进，加上当时股市萎靡不振，人们相继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导致陆家嘴、徐家汇和青浦区等热点地区的楼盘价格急剧走高，到2003年年中，淮海路一带的商品房价格已经突破20000元/平方米大关。
这只是开始，紧接着，找到了“炒房”这条全新投资通道的温州人包了三架飞机集体飞往深圳，参加新龙岗商业中心二期楼盘开盘。当天，600多套商铺被抢购一空。随后，在12月12—14日为期三天的深圳房展温州推介会上，温州购房团掷下亿元，成为深圳400多套商铺或住宅的业主。
炒房团的“壮举”从此进入“深水区”，开始四面出击: 向北越过长江，征战北京、济南、青岛、大连等；向西奔赴武汉、南京、重庆、成都等；向南到海口、三亚、厦门等。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地，房价往往都出现明显上涨，很多城市的房价甚至超出了当地人的购买力。这样的情景一次次上演，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间，上演着相同的版本。
纵观温州资本的延续过程，似乎也验证着这样一条规律: 在原始积累初期，企业家将自己最突出的优势当成划开市场的利刃，成功地进入市场；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始着手构建一个完整的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资本于是迈开了集中和积累的脚步。但是资本投资是把双刃剑，其所携带的风险性不能忽视，特别是当资本的投资结果被过分放大，进而演变成投机时，风险就会随之而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血本无归。
走过十年的炒房团，最终在人人喊打的愤怒情绪中迎来了政府的严厉打击。
2010年4月以来，国家频繁出台地产调控措施，并实行金融紧缩，一部分温州人开始持币观望。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提出十条举措，被业内称为房地产“新国十条”，也称为“史上最严新政”。
重拳之下，温州人似乎并未感到危机，而后果却验证了政府的威力。就在“新国十条”发布的同一天，温州太太炒房团约50人赶赴安徽徽州区一个大型地产项目，这也是温州太太炒房团最惨淡的一次。50个人的团，只有一个人预订，交付了5000元订金。更具戏剧性的是，即使这唯一的预定也在回到温州后被退订了，置5000元的订金于不顾。
但同时，在房产新政背景下，也有些更为坚强的温州资本，选择在此时“逆风飞扬”。
就在国家连续出台房产新政后，温州市郊区“铂金府邸”楼盘最后一期开盘，均价为每平方米45000元的近百套房源被认购一空。当场，很多购房者表示，首付50%和基准利率倍的贷款利率在承受范围内，并表示只要年升值率达到20%，就比将钱放在银行里变死钱，比通货膨胀后钱贬值，强上几倍。
囿于本地的资金似乎还在继续投机的狂欢，而更具对抗性的“炒房战争”依旧在负隅顽抗。新政发布的一个月后，温州平阳县21个购房者赶赴新疆伊犁，先由当地经商的老乡考察伊犁及近郊霍城、霍尔果斯等地楼盘，签订55套之后，还谈了一个三星级宾馆的转让意向。目前，伊犁期房均价为3000元，鉴于伊犁到乌鲁木齐的铁路新近修通，预示着这个口岸城市的房地产将迎来新一轮上涨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