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在几个五年计划中实现的社会主义，去掉了那种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的某些弊病。没有人失业；没有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没有西方工业化初期对女工和童工的虐待；起码也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没有人会活不下去。另一方面，并不存在经济上的平等。的确，马克思主义决不把收入的完全平等作为主要的目标。虽然苏联不像西方那样有一小批非常富裕的人（西方富人的收入来源于财产所有权），但人们收入的差别仍然相当大。政府高级官员、经理、工程师及被赏识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获得最高的报酬。收入高的人能够为本人及子女积蓄一小笔财产。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不可能获得任何工业资本，即一份股票或其他证券，自然，也不能做股票买卖。
一种特殊的劳动竞赛在进行着。1935年，一位名叫斯达汉诺夫的矿工，由于改进工作方法，大大地提高了煤的日产量，从而也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资，因为苏联工人是实行按件计酬的。他的榜样有很大的感染力。全国工人都着手打破各个工种的最高纪录。政府表彰了他们的成就，给优胜者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劳动英雄”的称号，并宣布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一个新的和较高级的社会主义竞赛”。在美国的劳工界，这种拼命增产的做法叫做“赶快”，而长期以来计件工资是被各国有组织的劳工所诅咒的。苏联的管理人员也没有免除竞赛的压力。一个工厂的经理，如果没有完成计划规定的收入（或利润），或没有完成计划规定的生产定额，不仅会丧失他的职位，而且会丧失他的社会地位甚至生命。
劳工和经理人员的团结一致是用集权主义的代价换取的。政府监督一切。怀疑主义、独立思想，或任何削弱取胜决心的批评，都是没有活动余地的。好像沙皇时代一样，没有专门的许可就不能出国，而这种许可比1914年前要少得多。苏联只有一个党，没有自由工会，没有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充其量只有对宗教的有限的宽容。适应这个体系的某些苏维埃犹太人却发现自己受到较多的宽容，有些人甚至取得了重要岗位。但是多数犹太人仍继续面临着怀疑和不信任，而且在宗教事务上受到困扰。艺术、文学甚至科学都变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创新性、试验性的作品--以及从事它们的人员--在苏维埃文化生活中消失了。团结一致是理想，正是由于热心追求团结一致，人们害怕和怀疑所有那些可能误入歧途的人。斯大林残酷统治--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富农，清党运动，将不满分子判处长期徒刑关入劳动营--的受害者，恐怕很难得出一个精确的数目。但累计起来，在完成各种苏维埃计划这些年中，肯定达到数百万人。
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审判
1936年，社会主义被断定已在苏联建成，因而颁布了新的宪法。宪法列举的苏联公民权利，不仅有西方民主制的通常的公民自由，而且还有可靠的就业、休息、休假、经济保障和安享晚年等权利。宪法谴责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如上所说，新宪法改组了各苏维埃共和国，承认平等和直接的普选权。1936年的新宪法得到了西方的好评，西方希望俄国革命像从前的革命一样，终将转入比较和平与比较温和的轨道。然而很明显，共产党仍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统治集团，斯大林在加紧他的统治，同时党也因内部的纠纷而深受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