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党是一个领导集团，则95％以上的人注定成为追随者。正如该制度的辩护者所说的，在任何制度下，真正的领导都是由人民中的极少数人来行使的；这大概是真的。正因为这样，在苏联，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变成了区分社会地位的一个明显的标志。随着岁月的流逝，苏联的许多共产主义者已不再是革命的鼓动者，而成为那种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有成就的和有效率的男女代表。他们代表着对现行社会制度感到满意的人，而不是代表着那些不满分子。在党内，党员已经不那么像领导者，而像是追随者了。领导人希望党在群众面前形成一个坚强的阵线。有时党内也容许不同意见和公开的争论，但是，最后全部党员都必须取得一致意见。党赞扬党员在行动方面带头干，赞扬善于办事的才能，但不赞成鲁莽或个人主义的思想或行动。
新经济政策，1921-1927年
我们已经看到，截至1920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引起了农民的愤懑。据估计，当时农民耕种的土地少于1914年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由于耕地减少，加上严重的旱灾和运输瘫痪，发生了一场大饥荒，有成百万人饿死。世界大战、革命、国内战争和恐怖饥荒等连续八年的破坏，使国家濒于崩溃。它的生产设施同1914年达到的指标相比，倒退了几十年；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暴露了革命队伍本身存在深刻的幻灭感。列宁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化进行得太快了。他公开提出同资本主义妥协，这是一个战略退却。1921年采取的新经济政策一直实行到1927年。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大多数苏联人来说，步伐（和恐怖）都放松了。
在新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国家仍控制着经济的“最高指挥权”，保持基本生产企业的国有制，与此同时，也允许大量的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私人贸易存在。基本问题是要恢复城乡之间的贸易。只有当农民能够用他的剩余产品兑换城市制造的衣服和用具等物品时，他们才肯生产超出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农产品。城市人民如果要进行工业生产，甚至只要继续在城里生活下去，他们也必须得到来自农村的供应。在新经济政策下，农民可以自由地出卖他们的农产品。商人可以任意买卖农产品和工业品，并随意决定产品的市场价格和自己所获得的利润。因此，新经济政策促进了城市商业阶级和农村大农场主或富农的产生。实际上，1914年以前已经开始的农业改革仍在起作用。在1922年、1923年和1924年，农民家庭兼并了成百万英亩的土地作为私人财产。相应地，失去土地的其他农民变成了“无产阶级”，即靠工资维持生活的雇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战争和革命带来的严重破坏得到恢复。但实际上经济并没有真正的进展，因为1928年苏联生产的谷物、原棉、牲畜、煤炭和石油，大约只等于1913年的产量。可以设想，如果革命没有发生，则按1913年前的增长率计算，在1928年的产量将远超过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