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和革命事件
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同时建立，显然，这是社会不满日益加剧的征兆。当时，这些党派中还没有一个是像西方那样的党派，即组织起来使人当选为公职人员；因为在俄国，州自治局一级以上是不进行选举的。三个党派都是宣传机构，由缺乏群众支持的领袖和追随各种思想流派的知识分子组成。各党派的成员，甚至立宪民主党人都受到警察的监视，以致大部分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与此同时，1900年后俄国出现了民众骚动的征兆。农民侵占贵族的土地，甚至发动反对地主和税收官的地方性暴动。工厂的工人也有零星的罢工。但是，没有哪一个新党派同这些民众运动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政府拒绝作出任何让步。1894年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对这位少君来说，所有的批评似乎都是儿戏。他年轻时受教于俄罗斯东正教世俗领袖波别多诺斯采夫，把怀疑专制和正统观念，怀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切思想都视为非俄罗斯的异端。如果某些政府官员竟然被政府之外的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或最守秩序的民主主义者的利益所支配，那就会被沙皇、皇后和高级官吏看做大逆不道。对他们来说，专制制度是上帝赋予俄国政府的最好的和唯一的形式。
首席大臣普列韦和宫廷里的人士都希望对日战争的迅速胜利，能使政府获得更多的好处，但战争打得很糟，结果适得其反。爱国热情洋溢的帝国社会评论家们（除了少数最信奉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外），都对俄国被一个崛起的亚洲强国轻易打败感到羞耻。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人们普遍地感到，这个政府已向全世界暴露了它的无能。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之所以行动迟缓、麻木、固执和缺乏效率，是因为它信奉秘密手段和拒绝批评或监督。这样，它既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也不能领导正在俄国开展的经济现代化。但是，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当时，警察曾允许一位牧师加朋神父到圣彼得堡工厂的工人当中去，希望通过组织他们以抵消革命者宣传。加朋神父认真着手处理工人的冤情。这些工人实际上是刚迁到城市的未受教育的农民，他们深信，只要能上达天听（他们称沙皇为“小父亲”，他就会吃惊地倾听工人的控诉，并纠正那些折磨俄国的邪恶。于是，他们拟订了请愿书，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日最低工资一卢布（50美分）；请求撤掉无能的官吏；民主选举立宪会议，在俄国建立代议制政府。1905年1月的一个星期日，大约20万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少，和平而恭敬地唱着“上帝保佑沙皇”的歌曲，聚集在沙皇的冬宫前面。但沙皇逃避了，官员们也惶惶不安，调来的军队残忍地扫射示威群众，当场打死数百人。
圣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使赖以维持政府稳定的道德支柱崩溃了。工人们震惊之余，才明白沙皇不是他们的朋友。支持那些令人憎恨的官吏、税收官、地主和企业所有者的专政制度，一下子暴露无遗。政治罢工的浪潮突然爆发了。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多于布尔什维克）从地下或流放地给这些运动以革命的指导。工人代表会议或“苏维埃”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宣告成立。在全国许多地区，农民也开始了自发的暴动，他们强占贵族的土地，烧毁庄园主的住宅，并以暴力对付他们的领主。社会革命党人自然力图掌握这次革命运动。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人、教授、工程师、商人、律师以及成立于40年前的州自治局的领导人，也都力图夺取领导权，或者至少利用这次危机来束缚政府的手足。所有这些人都同意一个要求：在政府中应有更多的民意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