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至今我仍记得和父亲在西贡离别的情景，而当时记得最清晰的却是临别时父亲说的那句话：“爸爸很快就和你们在香港会合。”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相信父亲，和大多数孩子对自己父亲的感觉一样，认为他无所不能，然而，那一次，父亲却让我深深的失望了。我们到香港后足足等了大半年的光景他才实践对我的诺言，其间一直杳无音信。
那一段是我们一家最孤苦无依的时期，家里没了顶梁柱，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因为刚从越南过来，行前变卖家产的钱财大部分由父亲保管着，妈妈身上只带了一小部分，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我们没有余钱租房子住，只能在叔叔提供的一个临时的小房间里暂时住着等父亲。那个房间非常小，仅够放下一张小小的单人床，于是母亲就睡地铺，我和弟弟挤在小床上睡。
日子真的挺无聊的。在越南有房有车有佣人，来香港没房没车没朋友。有一天我跟我妈妈说“我们回去吧，在这里很辛苦也很无聊。”我妈妈说：“我们来这里很辛苦，如果这样走就白费了，原来我们想离开越南，因为有战争，如果再回去就前功尽弃，还是再坚持一下吧。”
就这样，我们母子日日盼、夜夜念，大半年时间过去了，迎来了我们在香港的第一个春天。那个春天在我的印象中无疑是美好的，因为父亲终于风尘仆仆地出现了。这对已经苦苦等候大半年近乎绝望的一家子人来说，绝对是件天大的喜事。父亲到了之后，先把借住在别处的姐姐和另一个弟弟也一起接来，并租了一套大点的房子。
度尽劫波之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在香港团聚了。那些天我们一家人整天黏在一起，我们几姐弟众星捧月般簇拥在父亲周围，缠着他一遍遍地讲述别后的情形和经历，逼着他一次次地说整日整夜想念我们。母亲紧锁的愁眉也舒展开了，一下子像是年轻了好多岁，而且也精神了许多，每天都给我们做很多好吃的，像在堤岸过春节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缺少了堤岸春节时劈啪作响的鞭炮和那些让我迷醉的硝烟。
稍稍安定之后，父亲就到了叔叔的厂里上班了。这也是他的生存逻辑之一。家有万金，不如日进分文。虽然那时我们还薄有积蓄，但绝对架不住一大家人坐吃山空。我叔叔到香港已经很多年了，省吃俭用，日积月累，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些产业。也正因为知道在外创业之难，所以他对我们一家非常照顾。
不久，叔叔就托关系给我联系了一所学校，我因此得以重拾书本，进入香港比较正式的学校读书。重回学校以后，随着对周围环境和香港生活的日渐熟悉，我又慢慢恢复了往昔那种开朗、活泼、好动的性格，也逐渐认识了一些好朋友。刚开始同学们都觉得我的广东话跟他们说的不一样，感觉很怪，过了半年时间，我才把口音改过来。
一切都在沿着正常的轨道运行，可是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并不轻松。虽然叔叔愿意鼎力相助，但父亲似乎并不愿白吃白拿。他想要像当初赤手空拳到西贡一样，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给我们后辈做个好榜样。他那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有手有脚，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我们就饿不死。”到香港以后，我们辗转搬了好几次家，一度颠沛流离，最后搬到离香港本岛比较远的九龙吴县，才算真正安定下来。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我也是深有体会的。由于父母经常在外面工作，家里一些事就需要我们几个孩子分担着做。
“大哥，去把那边的碗洗了。”妈妈走出家门的时候，丢下一句话。她有时在我们面前称呼我们兄弟，好像按着小孩子的叫法一样。
“良华，你是女孩子，你去做家务。”哥哥马上把这些差事推给姐姐。
姐姐也不甘示弱：“阿伟，你去啦，我和哥哥还有功课。”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每次父母安排我们做事，大哥偷懒，肯定把事情交给姐姐，姐姐也不是省油的灯，一转身就把事情扣到我头上。我看着两个弟弟，年纪都太小，良远还拖着鼻涕呢，只好走过去洗碗。于是这样，小时候我们家里的绝大部分家务都成了我应尽的义务，不论是缝补烫洗衣服还是煮做饭煮菜，不论是修理工具还是修葺房屋，只要是能力所及，我什么都干。当然，就算是能力所不及，我学着干也干。天长日久，男人做的粗活重活，女人做的针织女红，甚至有些需要请专业人才的，我居然都做得来。
虽然我贪玩好动，但是并不懒惰。之所以开始学做家务，一来是自己并不讨厌家务活；二来我也想让母亲多休息一点，这是我当时最直接、最朴素的想法。到香港以后，母亲的身体似乎就没怎么好过，干的活却比在堤岸时多得多，也重得多。我一直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疼我们的人，特别是发生车祸后这种感觉更加深刻强烈，所以我也一定要对母亲好，要多多照顾她。而且后来哥哥去了台湾念书，我成了家里男孩子中最大的，照顾母亲的活就更应该多做一点。
也许冥冥之中真有天定，在我站在从童年到少年过渡的十字路口、茫然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上天送给我一件原本被我切齿诅咒过千遍万遍、后来却又无比珍视的礼物——举家搬迁，从越南到香港。在香港这个举世瞩目的大都会，我学会了很多很多，最先学会的就是生活，如何才能把平淡得近于枯燥的生活活出趣味来。这份功夫让我能够在遭遇挫折时坦然面对，并且一直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勃勃的生机，充满信心地等待新机会的到来。
这份功夫我足足学习了近10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