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的是，她的失败，变成我后来成功的梁柱。我因为这次经验，悟出两个往后个人发展的指导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绝大部分的情况，每一个孩子的命运，都比那个社会的要求更重要。我当年应该威胁苏珊娜的父亲：让未成年的孩子结婚是不合法的。虽然她们的传统是这样，但是法律是不允许的。我应该请律师来维护我学生的权益。
第二个原则是：作为一个教育家，我必须承担超出“只对孩子服务”的责任。我当时应该不断跟苏珊娜联络，让她在形式教育无法完成的时候，有机会完成非形式的教育，以补形式教育的不足。
六年之后，我离开中学，到德里念硕士。寒假回到家，我姐姐告诉我，有个学生哈士达来看我。哈士达的状况跟苏珊娜差不多，但他后来进了医学院。我走进客厅，他站在那里，高高的，又强壮，又有自信，他对我敬礼，我忍不住哭了。
对于哈士达这个孩子，我的处理是成功了。因为，我把他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不是先接受社会的常规，再来观照他的命运。当我知道哈士达家里没有电、没有窗户，回家没办法做功课时，我立刻在自己的家为他弄了一个自修室。我不在乎邻居说让一个阶级那么低的人来我家是不好的。我很坚持，不断地帮助哈士达。
很多次，我看到哈士达，忍不住流泪。我的泪，不只是为他的成功而流，也包含着我对苏珊娜的绝望所引来的翻搅。
上述这个印度老师的故事，我相信，台湾也有。这种跨文化的故事，其实是作为跨文化讨论很重要的东西。老师在叙事中的声音，直接表达出她内心的关照。故事也以象征的手法，把抽象的理念具体表达出来。老师的故事，可以将老师这个行业最深层的生命点燃。不管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管是正面、负面，都是点燃成长光芒的火星儿。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没有任何东西，经过多年之后，会像良好的记忆，尤其是童年在家里良好的记忆，更能感动人、更高贵、更具有强烈的驱策力。在生命中，那是最重要的。
许多人都会谈到有关教育的问题，而童年中保有的记忆，其实是最好的教育。如果一个人保有很多生命的记忆，那么在生命终结之前，他会感到很安全、很舒服。每天都会感到舒服，安心睡觉，有时还能救我们的命。
记忆，无疑是有力量的东西。记忆不只是经验的基础，也是经过反省的故事。教育从业人员，需要一些故事，将他的童年经验整合起来，作为他从事教学、关怀伦理的基础。我们也需要故事去建立个人和集体的记忆，去建构我们的生命史。做老师的，也一定要是个永远的学习者。
故事也许会是属于别人的，但是如果你认同，它就会跟你的生命编织在一起。如果在教学中，一点故事都没有，那我们的学习一定很缓慢、很苍白。如果是一颗种子，那一定是很难发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