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社会生活中，既要学会戴面具，也要学会何时把它摘下来。
在南北朝时期，北齐和北周之间的战争历经数十年不止。公元564年的冬天，北齐重镇洛阳被北周十万大军围困，守城部队已经弹尽粮绝，形势岌岌可危。城外的北齐援军竭力拼杀，但是面对北周军队的铁桶阵，实在难以突破。洛阳城的守军心里已经绝望了。就在这危急的关头，北齐军队的一员将军，率领了五百士兵冲向千军万马的北周军队。这位将军身穿铠甲，手握利刃，在人群中格外醒目，然而最吸引人的是他的脸部，他的脸上戴了一个面目狰狞的面具，看到叫人不寒而栗，北周的军队竟然拦不住他。
这位将军率领着五百士兵在北周军队中杀出一条血路，冲到洛阳城下。此时的城内守军已成惊弓之鸟，疑心有诈，不敢贸然打开城门。他们要求这位将军摘下面具，亮出他的本来面目。将军答应了，当他摘下面具以后，城内的守军顿时欢声四起，因为这位戴面具的将军不是别人，正是北齐一代名将，兰陵王。
兰陵王就是北齐文襄皇帝高澄的儿子高肃。他武艺高强，非常勇猛，但是却有一个天生的“缺陷”——俊美得像纤洁的女子。如果搁现在，兰陵王做个偶像派明星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惜他当时的任务是打仗。三国时的张飞长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一声大喝就能吓退曹兵，而兰陵王上了战场却只能被对手嘲笑。于是，这位苦恼的帅哥就命人制作了一些狰狞可怕的面具，每逢出战时戴在脸上，使敌人心惊胆寒，从此常胜不败。直到今天，冀南一带还有戴鬼脸面具的习俗，就是起源于这个典故。
怯懦的硬汉兰陵王面对敌人的时候，戴上可怕的面具，而面对自己的军民时，便露出俊美的面容。其实每一个人都像兰陵王一样，在不同的场合戴着或摘下“面具”。瑞士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人在潜意识里具有一种能力，能够依照不同的情景场所调整自身角色，就好像戴着看不见的“面具”。
著名的美国文豪海明威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他自己的小说中，都给人们留下了刚强坚忍的硬汉子形象，但是在心理学家们看来，在海明威“强悍”的人格面具背后，却隐藏着另外一个海明威。很多学者评述说：海明威在外表上极力压制他性格上多愁善感的一面，装出一副男子汉豪放不羁的形象。他用残忍当盾牌，以掩盖其惊人的胆怯和敏感。
据说在幼年时期，母亲兴致勃勃地给他穿粉红色方格花布连衣裙，戴着饰花的宽边帽，把小海明威打扮得同他的姊妹一模一样。正是这种颠倒性别的抚养方式，加之母亲的骄纵自私、专横冷漠、男性气质十足，致使海明威长大以后对自己的性别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为了躲避这种恐惧感，海明威努力向世人展示其硬汉子形象。他对自身的男性特征和其他男人对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评论十分敏感，而且常常因为关于身体特征的闲言碎语大打出手，或在众人面前狂饮，并故意露出胸毛以示阳刚之美。
海明威塑造的人物也同样戴着刚强的面具：在炮火中救助战友的英雄，不怕死的斗牛士，不知畏惧的记者，酒精爱好者，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在女性世界中无坚不克的性感人物……这些人从不抱怨，从不唉声叹气，以巨大的毅力默默忍受生活的痛苦，表面上还得尽量装着若无其事。尽管心在流泪，伤口在流血，但他却努力地以一种超然洒脱的态度去迎接生活，在痛苦的现实面前强颜欢笑，故作洒脱，以维护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英雄形象。
精神上的胜利给了这些失败者和其创造者做人的尊严和勇气，同时又给他们戴上一副副面具，以掩盖起其内心深处的懦弱和自怜。
人为什么要戴上面具？
面具是公布于众的自我，它是由于人们必须在社会中扮演各种角色而发展起来的。人在外界明显的或潜在的各种伤害的威胁下，为了获得生存、满足需求而不得不违心地扮演各种角色。面具是人与外部环境协调的部分，是心灵的一部分。面具保证了一个人能够扮演某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却并不一定就是他本人的性格。
面具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别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相反，如果我们不能在不同的环境中灵活地表现自己，就可能导致情绪上的忧伤或适应不良。面具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必需的，它保证了我们能够与别人，甚至与那些我们并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每个人都可以有不止一个面具，上班的时候戴的是一副面具，下班回家戴的是另一副面具。“面具”在人与复杂社会的接触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同时也是人的一种修养。如果人完全按照内心中的阴影来生活的话，将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而且也不会顺利满足自身的需求。这时就需要面具来帮助自己。一个人如果不善于根据外界的情境来表现出有别于本性的行为，那就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攻击。
戴着人格面具的领袖人物，常凭着极高明、极微妙的手段操纵他人。他们总是表现得那么谦卑，富于牺牲精神，但顷刻间每个人都会来为他出力。在这方面，刘备可称表率。望见百姓“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他就要投江而死；赵子龙单骑救主，他就要摔阿斗。荣格心理学认为，这就是典型的经过化妆后的权力情结。一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上表现得极端柔顺而谦恭，总说“不要管我”，但他总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对他人的操纵。这种人将自己对某种事物，特别是权力的积极兴趣隐藏在强烈的消极态度背后，他大声反对的东西，事实上是他内心真正想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宋江总是极力向每个上山的好汉出让头把交椅，刘备又为何对称王称帝如此断然拒绝。
是“宋江”还是“李逵”？
在阅读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时，常常会有一种有趣的人物搭配跳将出来吸引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仁德宽厚的主人公与粗野滑稽的伙伴的奇特组合。长厚君子刘玄德和怒目圆睁的猛张飞；孝义三郎宋江和黑旋风李逵；智勇双全的秦叔宝和胡搅蛮缠的程咬金。他们在整个故事中几乎形影相随，一庄一谐，相映成趣。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的学者褚燕认为，这种成双成对、完全相反的人格搭配，其实就是一个故事主人公以面具和本真两种态度示人的体现。刘备、宋江、秦叔宝等人是典型人格面具的象征。他们自觉地扮演着为社会普泛道德所称颂的角色，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里还戴着不止一副的人格面具：家庭生活中，他们是孝子严父；皇权下，他们是忠臣勇将；在自己领导的集团内部，他们又是仁德的领袖。不同的境遇中，正统人物总可以从众求同，为社会认可，从而成为被所有阶层崇拜的“经典英雄”。
而张飞、李逵、程咬金其实才是故事主人公的真实面目。这些粗莽英雄粗眉浓发，满脸横肉，狂野不拘，完全是一副未经教化的原始人模样，就连他们漆黑的肤色也让人联想到文明之火点亮前那幽深恐怖的黑暗。他们代表着文明人内心深处被压抑的兽性，或者说是“邪恶的无法无天的因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正统英雄们碍于人格面具不便实行的真实想法。
在《水浒传》中，宋江本性温和，颇有策略，很少发火，但是每逢李逵反对宋江接受招安的政策，他都会怒不可遏，呵斥李逵时似乎是在谴责自己内心那不可告人的部分。《杨家将》和《岳飞传》中，也总是有一个凶狠残暴的焦赞、牛皋替宽厚仁义的杨六郎和岳飞惩罚那些卑鄙小人。
摘不下来的面具1995年我国曾经拍摄过电影《兰陵王》，在影片中，起初懦弱的少年兰陵王戴上狰狞的面具之后变成了一个狰狞、残暴的人，从此他为面具所支配，成为面具的奴仆，面具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就算面具好不容易被取下来，它也仍然在精神上支配着兰陵王。直到母亲举行血祭，才终于唤醒迷失本性的儿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荣格认为，面具在整个人格中的作用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一个人如果过分地热衷和沉湎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把自己仅仅认同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人格的其他方面就会受到排斥。像这种受面具支配的人，就会逐渐与自己的天性相异化而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因为在他过分发达的人格面具与极不发达的人格的其他部分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很多人因为长时间戴面具而让自己感到持久的紧张，最终导致生理上的病变，比如冠心病、胃溃疡等。海明威晚年的时候用一杆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无法容忍自己“硬汉面具”下的失落。
被人格面具主宰了的人，还常将自己的角色投射到他人身上，要求他人也扮演这种角色。假如他处于领导地位，那么他就会使那些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们的生活变得痛苦而悲惨。岳飞的愚忠思想，宋江的招安论，使他们不仅自身为自己过于专注的扮演所害，还危及其手下的生命。
《说岳全传》中，当冯忠等人奉奸臣秦桧的命令前来捉拿岳飞，王横欲加阻拦时，岳飞道：“王横，此乃朝廷旨意，你怎敢罗唣，陷我于不忠之名，罢罢，不如自刎罢了。”王横跪下哭道：“老爷难道凭他拿不成？”冯忠见此光景，提起腰刀来砍王横，王横正待起身，岳爷喝一声：“王横不许动手!”王横再跪下，已被冯忠一刀砍中头上，众校尉一齐上来，可怜王横半世豪杰，今日被乱刀砍死。
梁山好汉们，尤其是李逵，也是因为宋江执迷于忠义形象而成了陪葬品。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格面具既能成就事业，也可以使整个事业功亏一篑。
人在社会生活中，既要学会戴面具，也要学会何时把它摘下来。我们应当使自己能够根据外界要求灵活地表现出适当的态度和言行，并学会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把面具摘下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放松，这就是荣格心理学理论对我们培养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