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哥哥与弟弟从一出生起在家庭中所占有的地位，所受到的关注，所拥有的资源就都不相同，他们在逐渐成长中便形成了不同的性格。
1881年，当22岁的达尔文乘坐英国皇家舰艇“猎兔犬号”开始作环球航行时，他的脑子里装的还是当时陈旧落后的自然科学的观点，认为每一种生物的形式都是固定不变的实体，是上帝为了特别的需要而创造的。但是经过这次环球旅行之后，达尔文却根据自己的观察彻底颠覆了过去的看法，提出所有自然界的生物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万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个结论令当时的权威人士倍感吃惊，大名鼎鼎的美籍瑞士博物学家和地质学家阿加西愤怒地驳斥道：“这是科学的错误，论据不真实，它的倾向性也极其有害。”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达尔文那样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为什么激进革新的观点会让阿加西那样的权威人士如此怒不可遏？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弗兰克·萨洛韦的理论，这两件事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达尔文在家中8个孩子中排行第5，而阿加西自小在家中是长子的缘故。
龙生九子各不同出生顺序对人的性格有影响？看来这不是一句疯话。20余年来，萨洛韦对16世纪以来400多年间在科学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2784位男性科学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科学史上的很多争议之中，哥哥、弟弟们的态度常常泾渭分明，如对待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弟弟妹妹们持赞同意见的人数是他们哥哥姐姐们的5倍。相反，在对待一些较为保守的新学说如“优生学”上，长子、长女们持赞成的态度，而弟妹们则坚决反对。
最不愿接受新理论的是那些家中有弟弟的长子。然后依次是独生子，排行较小的大儿子（有姐姐并且至少有一个弟弟），排行较后的独子（有姐姐但无兄弟）。而最富叛逆、创新精神的是那些至少有一个以上哥哥的小弟弟们。这些“小弟弟”们在上述2 784位科学家中占了绝大多数，如达尔文、哥白尼等。
“对科学的发展有过重大建树的科学家，他们身上的叛逆精神是一种天赋，而非后天造成的。而出生顺序对科学家是否会拥有这种叛逆精神，则具有重大的影响。”萨洛韦最后作出这样的结论。
也许有人会反驳，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长子，有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长子。萨洛韦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诺贝尔奖是授予那些解决了科学上公认的难题的人士的，而长子们正好在解答公认的难题方面较擅长；而‘小弟弟’们则对一些未曾尝试过的全新的想法更感兴趣。”
萨洛韦随后将调查范围扩大到政治领域，结果同样发现了哥哥保守、弟弟激进的情况。从新教改革到民权运动，弟弟们的观点总是比哥哥们自由激进得多。根据萨洛韦的调查统计，在美国的禁酒运动中，年幼者参加左翼激进的立场的人数是他们兄长的18倍。从18世纪中叶解放黑奴的运动中，也可以看出出生顺序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这就难怪像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托洛茨基、卡斯特罗、阿拉法特等在家中都是小弟弟。
偏爱“哥哥”的自然策略为什么同胞兄弟的性格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异？这首先应该从哥哥先天就具有的优势谈起。对于自然界中的动物来说，父母要为孕育胎儿、养活幼子整天忙碌，积蓄营养，寻找食物，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可是有时候，这些可怜的父母并没有能力将所有的子女都养大，很可能出现幼子因为食物不足或者照料不周而夭折的情况。为了避免前功尽弃，一无所获，这些父母也许就会对孩子中的某一个特别照顾，而放弃其他的。从这个角度讲，父母在几个孩子中有所偏爱是一种自然的策略。
对于人类来说，同样是这样。在传统社会，常常有“杀婴”行为发生，就是为了减轻负担，养活其他孩子。为了保证成功率，父母很可能会重点保护年龄较大、已经度过生命中最为脆弱的时期、长得比较茁壮的孩子，也就是长子。
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条件已经相当丰富，“杀婴”这种残酷习俗早已消失，可是父母们仍然较为看重头生子女。因为出生顺序靠前的子女通常挺过了更多的儿童期疾病，更有可能活到成年，而且他们也会更早地生育出第三代。于是在绝大多数民族中，头生子女都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在分配遗产的时候，也常常是头生子女获利最多。
家庭中的进化论由于哥哥与弟弟从一出生起在家庭中所占有的地位、所受到的关注、所拥有的资源就都不相同，在他们逐渐成长的过程中便形成了不同的性格。萨洛韦认为这其实隐含着自然界生存选择的原理，跟同一祖先的生物面临不同的自然环境最终会变成不同的物种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同胞兄弟来说，相互竞争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父母在自己身上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会试着以直接的方式吸引父母的关爱，比如说帮父母干家务，听从他们的教训，好好读书。也可以试着支配自己的兄弟，让他们不要碍手碍脚跟自己争抢资源。而那些被兄弟支配的孩子则会采取各种对策，比如让步、反叛。
在幼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哥哥一般都比弟弟更高、更壮、更聪明，因而自信心更强。因为具有相当优越的家庭地位，哥哥也会像猴子和猩猩中的雄性头领一样，为维护自己的特殊地位而战，因此成年以后的哥哥们在社会交往中也往往处于支配和防卫的地位。在著名科学家之中，同为头生子女的牛顿和莱布尼兹就曾经为争夺微积分的首创权大动干戈，甚至互相抹黑，令公众大为震惊。
而个头较小的弟弟却不得不谨慎地将身体对抗降低到最小程度，采取合作的态度，更容易宽容和放弃，长大以后往往更富于同情心，更喜欢交际。达尔文在这方面则显得非常宽容，他曾经主动把华莱士的论文公布于众，即使丧失自己对进化论的优先权也不在乎。后来这两个特别具有骑士风度的后生儿子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作为父母早期的帮手，哥哥们比弟弟妹妹们更认真谨慎，更倾向于赞同父母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所以哥哥显得更愿意负责任，更喜欢接受权威。而弟弟们却因为与父母的认同比较少，又一贯受到哥哥的压制，变得不喜欢遵守惯例，有叛逆倾向。长大以后他们往往热衷于支持平等主义的社会变革，也乐于冒险。身为后生儿子的达尔文唯一一次对自己的孩子发火，就是因为他的长子嘲笑了反奴隶制委员会的捐款活动。父子二人对奴隶制的不同态度似乎证明了出生顺序对政治倾向的影响。
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弟弟们常常表现得多才多艺，心胸开放。这一方面可以减少与哥哥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吸引父母的关注，争取更多的资源。如果这些还无济于事的话，至少还可以让这些无助的小弟弟们具备更强的独立能力，不必完全依赖父母。伏尔泰在家里的3个孩子中排行最末，于是在物理、博物学、伦理哲学、历史和文学5个领域中取得成就。本杰明·弗兰克林在1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15，也在6个领域中成名。而17世纪的耶稣会士基尔舍，是9个孩子中最小的儿子，竟然在10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发表过论文，不过因为精力过于分散，没能取得很高的成就。
然而，这并不是说出生顺序能够决定生活的一切，因为事物总是存在例外的情况。萨洛韦也承认出生顺序的影响能够被其他因索所抵消、放大或者掩盖，比如年龄就会使大多数人趋于保守，从而冲淡出生顺序的影响。另外，先天的缺陷、与父母的冲突都会改变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进而改变他们的性格。
萨洛韦的著作招致了不少社会科学家的反驳。但是无论如何，萨洛韦揭示了一点，那就是在我们人类温情脉脉的家庭中，也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社会结构，这塑造着孩子们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