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或者非常事件中，盲目效忠，无条件服从命令，以致丧失人性的情况屡见不鲜。人在邪恶的命令之下究竟是服从还是抵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掀起了可怕的反犹太人运动，将近600万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到纳粹党徒的折磨和屠杀。战争结束后，在纽伦堡军事审判中，许多在集中营当过刽子手的纳粹党徒辩解说，他们对那些人的死亡不应当负责任，因为他们只是“简单地执行命令”。
“执行命令”这种借口不能掩盖他们的罪行。但是在战争期间或者非常事件中，此类盲目效忠、无条件服从命令以致丧失人性和理智的情况确实屡见不鲜。人在邪恶的命令之下究竟是服从还是抵制，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家的强烈兴趣。
一次折磨别人的实验
1961年6月，27岁的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刊登了一份广告，邀请志愿者参加一项有关记忆的科学研究。可是当志愿者走进实验室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实验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屋子里摆放着一台奇怪的仪器，控制板上一字排开30个开关，电压最低的开关为15伏（下面标有“轻微电击”的记号），然后依开关的顺序电压逐渐升高到中度电击，一直升到标有“危险、强电击”的450伏。有一个人被绑在隔壁房间的电椅上，用导线与这台仪器相连。
米尔格拉姆一本正经地向志愿者解释，这次实验的目的是检验惩罚对学习的影响。坐在电椅上的倒霉蛋要学习记忆一些成对的词汇，志愿者将作为教师检查学习者的记忆效果。米尔格拉姆要求每当“学习者”回答错误时，教师就要按下开关、发出电击，而且电击强度一次要比一次大，直到学习中不再出现错误。米尔格拉姆的同事还会以“权威”形象站在一旁，督促教师电击那个可怜的人。
实验开始后，学习者答对了几次，但也答错了几次。每答错一次，志愿者就在“权威”的命令下依次按下一个开关，电击强度也依次增大。第五次电击的电压为75伏，可以听到学习者开始哼哼，发出呻吟；电压为90伏时，学习者痛苦地叫了出来；150伏时，可以听到学习者尖叫着请求退出实验；180伏时，学习者哭着喊着“再也不能忍受了”，并且用拳头砸墙；300伏时，学习者拒绝再回答任何问题，乞求停止试验立即释放自己；当电击强度接近标有“危险！超强电击”记号的时候，哀号声消失了，代之以不祥的沉默。
那个被电击的学生实际上是一名演员，他只是在模仿被电击的声音，其实没有受到一点伤害。可是参加实验者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按下开关学习者就真的会受到电击。米尔格拉姆想知道志愿者们会在电压到达多少伏时拒绝“权威”的命令，停止电击。
事先，40名精神病医生应米尔格拉姆的请求预测人们在实验中的表现，他们估计大部分志愿者不超过150伏就会拒绝接受这种让人难受的命令。在他们的专业眼光看来，只有不到4%的志愿者在电压达到300伏时仍然会服从命令，忍心去电击那个可怜的学习者，而只有大约01%的被试会坚持到450伏。遗憾的是，他们都高估了人们抵制邪恶命令的能力，尽管有些人需要一定督促才能按下开关，但65%以上的人都能听任学习者尖叫，继续发出电击直到最大电压！
这次冒牌“记忆”实验让米尔格拉姆非常惊讶，这不是战争时期，参加实验的人也并非受到训练去伤害别人的军人，而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居然也会在命令的支配下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看来人们还是很容易受到邪恶的支配。
什么影响我们服从命令？
那么，人们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听任权威的摆布呢？米尔格拉姆认为，发出命令的权威人士和命令执行后产生的后果，这二者与接受命令者之间的物理距离对于接受命令者的“服从”效果影响很大。
米尔格拉姆在后来的几次实验中，让自己的同事发出电击命令之后就离开了实验室。结果，当权威人士不在场的时候，服从命令的志愿者人数下降到了1/3。米尔格拉姆又调整了学习者与志愿者之间的距离，把学习者挪到实验室里来，让志愿者既能看见学习者扭曲的面孔，又能听见他撕心裂肺的哀号，甚至要志愿者亲手把学习者的手按在电击板上，结果服从命令的志愿者人数也大大下降。
这说明，人们离发布命令的权威越远，对头脑中的独立判断的束缚就越小；离他们执行命令的对象越近，头脑中的独立判断就越清晰。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服从邪恶的命令？
米尔格拉姆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志愿者们对这次所谓的“记忆科学实验”完全不熟悉，对电击也毫无具体经验，在实验中他们也没有任何权力，只能按电击开关。而那个“权威”却似乎对整个实验很有把握，对学习者的痛苦哀求满不在乎。这让志愿者们以为用不着关心学习者。
第二个理由是，志愿者们觉得自己只是在服从命令，用不着负责。如果在实验中他们被告知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时，服从命令的人数马上就大幅度下降。另外，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拒绝服从命令，便会意识到自己可能需要对电击的后果负责，也会拒绝服从命令。
软弱的帮凶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未必能证明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但是很大程度上展现出人们在权威命令之下是多么的软弱。要求所有的人在权威面前都保持自己的判断能力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只有深入了解人类的服从心理之后，才能努力想办法提高人们抵制邪恶命令的能力。
在我们的身边，虽然不会再出现纳粹党徒在元首的命令下集体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可是下属在领导的指挥下明知违法乱纪却仍然执行不误的事情层出不穷。很多面子工程明明劳民伤财，不符合中央政策，下属们却唯领导马首是瞻，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很多专款明明必须专用，却只需领导一句话，就可以挪用挤占，下属们完全照办。可以说，我们社会上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中，主角固然是那些胡来的领导，具体操作这些事情的下属们也绝逃不过“帮凶”这个罪名。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帮凶”的出现呢？根据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一是要让发布命令的领导们离下属们远一点，从制度上使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干涉具体办事人员的行为，给具体办事人员留出独立判断是非的空间。另一个办法就是明确办事人员的责任，只要是经过他们的手，不论是否接受了命令，都必须对产生的后果负责。这样，不管权威有多么高，下属们接受命令的时候也得考虑考虑这件事应不应该做。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也许你不会主动去杀人放火或者损害他人，可是你会不会不由自主地成为一个邪恶权威的帮凶呢？也许从心理学上看，人人都有成为帮凶的倾向，扭转这种倾向的唯一武器恐怕就是我们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