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为了求得保全自我，都是不认真、都是退缩、都是投降，但与前面两个故事相比较，这个故事中士人的退缩和投降却最为彻底。因为，在前面，遵循孔子的建议，颜回兴许还可以找准国君心情不错的时候，趁机提几句忠告，否则便闭口装哑巴，而叶公子高则应该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度外，只管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完成他的出使任务。但在这个故事中，按照蘧伯玉的经验之谈，颜阖却连一丁点儿的进良言、办实事的想法都不能有，他必须踏踏实实地做一棵随风倒的墙上草，一条顺势而变的变色龙，一只闻声而动的应声虫，从内心到外表，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配合卫国太子的思虑言动，而丝毫不管他自己这么做，其实已经堕落为助纣为虐的恶徒。
要知道，颜阖原是去给卫国太子当老师的，他如果按照蘧伯玉所说的去做，事事配合本来应该被他教诲、改造的对象，他还能算是老师？在此情形下，究竟谁改造了谁，谁是谁的老师？打个比方，在这个故事中，士人的投降不仅只是放下武器、脱去旧装，而是实际上已经“弃明投暗”、“改善从恶”，摇身一变，归顺、加入了他本来应该去迎击的敌方队伍，并成了其中的合格一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的儒家人物，以及1940年代的郭沫若、1960年代的关锋等著名学者，他们在批判庄子的滑头主义思想时，都喜欢把蘧伯玉对颜阖说的一些话单独拎出来，作为毒性特别强烈的“大毒草”，加以痛斥。现在回头再看，有些人的批判确实过了些头，但也并非一点依据没有，谁让你庄子借蘧伯玉之口，明目张胆地主张知识分子可以随残暴的统治者起舞呢？你把话说得那么露骨、那么毫无保留，这不是自己找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