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全职工作时，曾碰到过五个男老板；五个都不是gay，这在时装工业里倒也不算多么意外，对社会学研究也许不能有太多贡献。能有些意义的，可能倒是，不知为什么，不是gay的男老板身上常带有悲剧色彩，总不如gay们在这个工业里那么游刃有余。我这么说，一点儿没有简单归类的意思，更不是戴有色眼镜，而的确是觉得他们每一个人现在想起来都让我有点难过。无论是我炒了他们还是他们炒了我，我好像都不记恨，也从没记恨过。
就说我的第一个老板吧，他是个快六十的瑞典人，鹰鼻长脸，个头高大，脾气极其暴戾。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有两百八十天在天上飞，余下待在办公室里的日子却没有一天不吼。吼声之大，老让我担心他的心脏随时可能停止工作；吼的时机永远出人意料，常让我们的心脏也供血不足。吼的对象当然主要是我们──他的“眼前人”；也吼供货商、运货商，隔着太平洋、印度洋跟工厂吼，最后发展到跟买家竟也敢吼。那一年内他吼走了两任会计，四五个设计，也终于在年底将至的时候吼走了一个跟了他很长时间的买家。虽说那个买家天天来让他陪着聊天死活吊着他不下订单确实够烦，但无论如何人家是钞票。因此人家刚摔门出去，他立刻就打了蔫儿，讪讪地跑到公司的销售约翰门口，嗫嚅起来：“对不起，我可能把你的客户彻底得罪了。”
那时我刚工作，对这个工业涉世未深，哪里受过这种岂止是非人道、简直就是非人的“虐待”，常忍不住哭。有一次，他又莫名雷霆发作，气得我躲到储备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隔着老远吼我过去。我不应。他再叫，我还是不应，极不愿意让他看见我的软弱。那时也不知哪里突然来了牛脾气，铁定心思不再理睬他。他最后大叫，你到底是想干还是不想干了？对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听着他在那边暴跳如雷，我只装做事不关己，最后竟然洗了手准备出去逛街，并且决定：他只要再吼一声，我不但走，而且要摔门而走。没想到，他却突然安静了，过一会儿悻悻地跑到我们的大设计门口，很委屈地跟她告状：“Em竟敢当着全公司的人不尊重我。”大设计跑来跟我说，我笑了，突然觉得他像个老小孩儿。从那儿以后，他再没吼过我，我自然也就没走。
第二年五月我计划去加州度假，走的那天正好有个重要客户要来。前一晚我为赶展示板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回家只睡了四个小时，就又被销售叫起来到公司“见客”。老板那时带着大设计正在印度出差，我们刚跟客户谈完，他的越洋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听销售在那边跟他汇报良久，挂上电话没一会儿，公司会计悄悄走来递给我一张支票，说是老板给我的度假奖励。
离开他好几年后，我们在街角碰上。他一把将我抱住，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那时他已经六十有五了，差不多是我离开北京时我父亲的年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