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述的是一位西方人同时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对于圣雄甘地的历史性出现和他所谓的真理涵义的探索。
1962年，我的第一次印度之旅把我带到了阿赫梅达巴这个城市，在此我应邀主持一个有关人生周期的研讨会。阿赫梅达巴是一个通常被旅游者忽视的印度城市，但它却有着独特的历史。自古以来，这个城市一直以纺织品加工和出口为主。今天，人们往往把那些工会组织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城市贬为美国的匹兹堡（或者说是曾经的匹兹堡）。然而，这个城市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恰恰在于，从中世纪以行会组织为基础的都市发展到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它一直主要是由当地人投资、由当地一些大家族管理的。
我借住在当地一个大家族中，很快就重新领悟到甘地在该市劳资关系中曾经担当的角色，以及这种角色对他以后上升为民族领袖所发挥的作用。说“重新领悟”是因为我对阿赫梅巴达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一个旅行者处于一个他以前想象不出、也念不准名字的外国城市时，这种错觉有时会闯进他的脑海。年轻时，我就知道甘地住在阿赫梅达巴或者附近，总之，是住在沙巴玛第河边的。我们这一代年轻时局限在欧洲的人，其实早就知道甘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经受的第一次审判，并且把它与苏格拉底的审判相提并论。那次审判就发生在阿赫梅达巴的环形宫，我们早晨散步时经常路过那里。从甘地的自传中我得知，他曾于1918年在阿赫梅达巴领导过一次罢工，现在才发现，在那次罢工事件中他的主要对手竟是我们借住其家的那位工厂主，而他的主要支持者却是这个工厂主的亲姐姐。随着我和当时别的知情者（甘地的忠实追随者，或者那些困惑不解的反对者）的接触，我开始觉得那次事件不像甘地本人或者其他传记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只是他生命中以及印度历史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应该是一个对于甘地后来成为民族领袖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发起人至关重要的事件。
1918年非同寻常，那是法国前线机械化大屠杀的一年，各大帝国崩溃、新的世界性联盟形成的一年，那是威尔逊的一年，最重要的是列宁的一年。然而在阿赫梅达巴，一个在战后将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却在着力解决一场仅仅是地方上的劳资纠纷，并且因为绝食把自己的性命也豁出去了。那次事件，即使在当时的印度国内也很少引起人们注意。M．K．甘地先生选择绝食作为一种新式文明政治领导手段的一部分，至此为止，除了他的少数几个朋友，对别人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事件的直接后果也没有引起印度和世界的关注。事实上，后来人们在谈及那次事件时总有些羞于开口 似乎那次事件本身与甘地后来的事业并不怎么相配。但是，这种否认并没有转移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好奇心。于是，我开始对甘地中年阶段的这段岁月入了迷，也许是因为它自始至终在使我对印度产生第一印象的城市，也许是因为我感到其中有很多书本上不可能有的东西。我决定重构本书所称的“事件”，并以此为中心，对他所谓的“真理的力量”在早年生活和工作中的起源作一些广泛的探索。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研究印度的专家。我的“专业”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会显露无遗，章节安排次序反映了所遇到的问题。
在序曲部分，我将适当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来讲述那次事件是怎样引起我的注意的。任何一位对某段历史有所评论的人，他笔下的历史都会由于他对关注重点的选择而带有他本人的色彩。而一位接受过实际观察训练的评论者，即使只为了本人，也要把自己的主动介入解释得比大多数历史著作所要求的更为系统。另外，所谓某人的主动介入也包括介入到他的朋友当中。眼下对我而言，这些朋友中有些是那次事件中的著名人物；有些还是当时与甘地针锋相对的那位工厂主（甘地在自传中对他自始至终都很尊敬）的家庭成员。他们邀请我去印度时并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回报，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