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阶段都可能遭遇到特殊的“社会心理危机”（psychosocial crisis），而处于青春期和青年期中的人们，则会出现“自我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埃里克森以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为案例，分析了他如何在解决“自我认同危机”的同时，也找到了解决社会及其信仰问题的途径。尽管《青年路德》一书中还留有化约论的痕迹，但比起弗洛伊德的初始研究来看，则在摆脱“泛性论”的路径上前进了一大步。
自埃里克森以后，美国的“心理史学”如火如荼，其中“心理传记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固然不乏杰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些“泛滥成灾”。在“心理传记学”的早期著述中，存在大量硬搬生理病理学术语的现象，如“自大狂”（egomania）、“偏执狂”（paranoia）、“虐待狂”（sadism）、“迫害狂”（Mad persecution）、“臆想症”（hypochondriasis）、“抑郁症”（melancholia）、“焦虑症”（anxiety neurosis）、“狂躁症”（Manic psychosis）、“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神经官能症”（neurosis）、“强迫型人格障碍”（Obsessive Compulsive PD）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几乎每一个词组在《医学辞典》中都涉及一大篇具体的解释和说明。自从“心理传记学”诞生的那一刻起，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就未中断过。“臆想”、“武断”、“拼凑”、“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等等指责，不绝如缕。其中最重要的批评直指“心理传记学”的始作俑者弗洛伊德。如1975年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甚至激愤到有失雅量：“精神分析学是20世纪最惊人的智力欺诈，是思想史上近乎于恐龙那样的绝代怪物，一个设计上根本不健全的、断子绝孙的庞然怪物。”P B 梅达沃：《精神病的受害者》，《纽约书评》（1975年1月23日），转引自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 论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史学的破产》，冯钢、关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澳大利亚学者大卫?斯坦纳德（D. E. Stannard）对“心理史学”的批判最为系统。他从“证据”、“逻辑”、“理论”和“文化”四个方面展开。认为：“从最初力图创作心理史学的著作开始直至当今，那些自诩为心理史学家之人的著作中都一致地表现出对事实的傲慢态度、对逻辑的肆意扭曲、对理论验证的不负责任，以及对文化与时代差异的短见。”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 论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史学的破产》，冯钢、关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对中译文有改动，参见 D. E. Stannard, Shrinking History: On Freud and the failure of psycho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p 147。并以弗洛伊德《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为例，展开批驳，其中不乏贬低讥讽的明显态度。应当说，这些尖锐的评判并不是无的放矢。例如，弗洛伊德在他自己的核心著作中就曾说：“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页。在他的脑际中，撰主就是“患者”，精神分析学说预设，任何一种看上去是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理喻的非理性、反常规的举动，其实都具有潜意识意义上的“逻辑”基础，而且这一人们不愿正视和极力否认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