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南方出现了一系列要求增加工资收入的停工事件。很多人希望能够打通这样一种逻辑：工资上涨，劳动者可以有更多的钱拿出来消费，这样可以刺激需求，企业利润就会改善，企业也可以调高定价，转移这部分成本，以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因为工资成本在企业面临的总成本上升中只是一部分。在全球流动性的汪洋大海中，外部输入型的成本上升对中国企业构成很强的压力。可以想象，身处油价80美元/桶和铜价7 000美元/吨以上处境的中国制造是何等艰难。
在国民分配的大格局中，整个劳动力报酬取决于就业与工资，一旦工资增长的速度或生产成本上涨的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就会使企业利润减少、企业投资意愿减少，就业需求降低，国民报酬的份额不能提高，对于消费就起不到正向作用。
但是，不能把板子打在劳动者身上，这是中国长期靠货币驱动的泡沫经济产生的恶果。按照原测算，中国的劳动者红利至少可以延续到2015年，也就是至少还有四五年的时间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但是为什么好像到今天就撑不住了？这实际上是中国这么多年靠货币超发导致泡沫经济的恶果，其大幅吞噬了中国的劳动者红利。最近要求涨工资的停工事件似乎已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拐点已经提前到来。
因为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城市生活成本抬高，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在下降，并且已经达到了一个不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地推动工资上涨。
用行政手段倒逼工资上涨，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因为对企业来说，不可能通过内部管理完全化解成本压力，这就是所谓“滞”的根源。另一方面，因为货币不收使经济成本不断上升，这就会形成所谓的“滞胀”—不是说经济停滞或负增长，而是增长的动力开始大幅趋弱。
单从2010年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看，通胀很温和。因为其环比较上月有回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中实际的“胀”减轻。关键是“胀”本来已经很高，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真实的东西能够反映出来。
继续维系刺激政策的后果，无非是把中国的高物价水平顶住。
关于3%是加息“临界值”的说法，事实上货币当局并不看重消费者物价指数，中国加息政策为什么迟迟出不来？实际上只需看一看2009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包括4万亿元的投资和10多万亿元的信贷主要流向了哪些部门，就能明白其中的玄妙。
加息直接对应的是，那些建立在未来10年地价持续增长基础上的地方政府平台贷款会化身为银行的“幽灵”。因为加息会导致资产价格下跌，地方政府的土地转让和税收不能顺利实现，这种“时间换空间”的游戏就不会有圆满的结局。所以，必须要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未来低利率的环境。
作为银行，储户的利息率在更长时间内被压制在低位，这使得银行天然的利差可以持续，实际上相当于储户部门间接地不断在为银行部门注资，这跟汇金一次性注资的道理没什么两样。如此，银行至少能够为未来可能的坏账率上升争取时间并储备应对的弹药。可以说，银行和政府作为中国经济最强势、最具决定性地位的部门，对加息的意愿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取向。
虽然中国的经济政策变量对真实的经济状况不具备反应能力，但是既然大家认同加息与消费者物价指数之间的关联，也不排除货币当局在不久会“表示”一下，只是要形成连续的真实调控性动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2010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