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纽约欧申希尔和布朗斯维尔的教师与黑人社团之间发生了冲突。教师工会的成员多数是犹太人，其背景与爱尔兰人和其他人一样，上一代都来自贫穷的移民社区，经过拼搏奋斗，逐步崛起于市井之间。他们进入官僚机构，获得了更好的职位。现在，下层人士正在做他们30年前做的事情，开办自己的学校，为了自己的权益而斗争。双方也就此爆发激烈冲突。我记得，教师工会成员的亲戚，毕生都是共产党员，但就因为此事一夜之间就成了极右翼分子。以色列人又一次极富象征性地告诉我们怎样解决这类问题。
利用对以色列的支持来打击让人讨厌的新左翼分子也变得可行。丹尼尔·贝里根和其他年轻学生不够听话，所以被指责为对以色列不够支持。他们大多数是鸽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人们却指责他们企图毁掉以色列，并在那里建立一个血腥的独裁政权。尽管其他人也经常用这一招，但欧文·豪用得最出神入化。我对他当时的攻击进行了整理，这是一个有趣的滥用权力的记录，这些滥用权力者通常都很自我膨胀，但现在已经被压制住了。
我认为所有这些手段都能产生巨大的效应。因为你对以色列的印象，以及对巴以冲突的理解都将被彻底扭曲。但这不仅仅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一家机构干的，它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将关注范围缩小了。他们对游说进行了恰当的界定，但他们只是将关注重点缩小并集中到了几个犹太组织身上。他们的确指出了在成员数量上规模最大、政治影响力可能也是最大的此类组织，是右翼的基督教福音会。他们或许是反闪米特人的，但他们对以色列的任何政策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但我认为，包括媒体、记者、许多学者等在内的知识群体，以及他们思考问题的框架等，在游说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没能阻止那出关于瑞秋·科里的话剧上演，尽管它很想这么做，但它的经济实力不足以对媒体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确，它对美国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只要你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它对国会的影响力很多都是形式上的。国会通过决议十分容易，他们知道，这些决议虽不能立即实施，但能够赢得犹太人的支持。国会几乎每年都投票将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他们知道，美国不可能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不堪设想。但国会能够提案进行投票，宣布国会支持这一提案，从而在选举活动中获得更多资金支持。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还说，亲以色列的游说活动（多数是由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等机构执行）会伤害美国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意味着什么？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它是一个神秘的名词。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依照现实主义传统，认为国家都会追求国家利益。什么是国家利益？我赞同亚当·斯密说的，“国家利益”是国家政策“主要制定者”的利益。23在他的时代，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商人和企业主。今天，它是跨国公司等实体。但是，现实主义学派已经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张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讨论国内权力的分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