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上来说，对法国人的反叛导致普鲁士和普鲁士国家发生重大变化。普鲁士自从腓特烈二世去世以后，进入一段心满意足的懒洋洋的时期，就像是在迅速发展或取得惊人成功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那样。然后在1806年，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这个王国一战就被打垮了。它的西部和大部分的波兰领地被夺走。拿破仑逼迫它撤离到易北河以东的旧领地。即使在这里，法军仍然占领着它，因为拿破仑把他的第九军团驻扎在柏林。然而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心目中，普鲁士具有一种道义上的优势。在所有的德意志邦国中，它是最少依靠同法国人合作而求得妥协的。因此，德意志爱国者都像奔向避难所一样奔往普鲁士。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以前是德意志领土中德意志特点最少的地方，这时变成了全德意志争取民族自由的中心。耶拿战役以后的年代促成了德意志的“普鲁士化”；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普鲁士所有的重建者，不论是费希特还是黑格尔，格奈森诺还是沙恩霍斯特，施泰因还是哈登堡，都不是普鲁士本地人。
对于普鲁士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军事问题，因为只有依靠军事力量才能推翻拿破仑。而像普鲁士历来的情形那样，军队的要求决定国家所采取的形式。人们认为军事问题是一个士气和人员的问题。腓特烈的老普鲁士已经很不光采地被打败了，它曾是机械的、独断专行和残酷无情的。它的人民缺乏国民意识，而在军队中，士兵没有晋升的希望，也不怀有爱国心或精神。军队改革家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诺的目的就是要创造这种精神。格奈森诺是一个萨克森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在英国的一个“黑森雇佣兵”团中当兵，观察到美国士兵中的爱国感情的军事价值。他也密切注意到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他说，大革命“发动了全体法国人的民族活力，使不同的阶级都处在一个平等的社会和财政基础之上”。如果普鲁士要加强本身的力量来反对法国，或是实际上避免最终在普鲁士本国爆发革命，那么它就必须找到一种办法，能够在自己的人民当中唤起一种相似的共赴国难的感情，并且容许有才干的人在军队和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而不计较其社会出身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