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宣言正式通过后不久，革命领导层就发生了分歧。1789年9月，议会开始积极筹组新政府。有些人希望国王拥有强有力的否决权力，并且想要建立一个像英国那样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另一些人，即“爱国者”，则希望国王只有搁置提案的否决权，希望建立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在这里，对贵族的怀疑又一次起了决定性作用。“爱国者”担心上院将会使贵族作为一种集体势力重新返回，还担心给予国王完全的否决权将会使他在立宪方面十分有力，因为他们相信国王是同情贵族的。此刻，国王对接受8月4日法令和人权宣言却犹豫不决。他的兄弟阿尔土瓦伯爵（得到许多贵族追随）已移居国外，并和这些移民一起准备与欧洲各国政府携手共同反对革命。“爱国者”不作任何让步，较为保守的人士什么也得不到。和7月一样，辩论再次被起义和暴乱所打断。10月4日，一大群女商贩和革命战士在巴黎国民自卫军跟随下从巴黎出发到凡尔赛。他们包围并冲入城堡，迫使国王搬进他在巴黎的住宅，在那里可以对他进行监视。国民议会也迁入巴黎，立即处于城中激进分子的影响之下。主张一院制立法机构和国王只有暂时搁置提案的否决权的战士们获得了胜利。
那些较为保守的革命者（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在看到立宪问题由暴民们解决后，幻想破灭，开始退出议会。6月20日曾经勇敢地在网球场宣过誓的人，现在感到革命正落入一群微不足道的人们手中。不少人甚至流亡国外，从而形成第二次流亡高潮，但这与第一次流亡不相干。反革命在积聚力量。
然而，那些希望继续前进的人们（他们人数很多），开始组织起俱乐部。其中最重要的俱乐部是宪法之友社，因为是在巴黎一个古老的雅各宾修道院集会，故简称为雅各宾俱乐部。俱乐部会费最初很高，只有殷实的资产阶级才能参加；后来虽然降低，但从未低到可以包括最贫穷阶级在内，因此后者组成了他们自己的较低级的俱乐部。议会中最进步的成员都是雅各宾派，他们把俱乐部作为讨论政策和制定计划的决策委员会。在后来以及革命更激进的阶段，他们始终是一个中产阶级集团。例如罗萨莉·朱利安夫人，她和她丈夫、儿子一样，是一个情绪激昂的革命者，1792年8月5日参加过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一次集会。她写信给她丈夫说：告诉你的外省朋友，这些雅各宾派是“巴黎资产阶级的精华，根据他们身穿的昂贵的短外衣就可以判定。这里还有二三百名妇女出席会议，穿戴如同去剧院一样。她们的高傲姿态和具有说服力的演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